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但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力供给不足，影响经济稳定增长。传统“养儿防老”观念曾是生育行为的重要文化因素，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完善，如养老院建设、养老保险普及和智慧养老服务发展，家庭养老功能被社会养老取代，居民生育意愿降低。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20—2022年，我国新生儿数量从1202.11万降至956万，出生人口下降明显，2022年首次跌破一千万。尽管从2016年开始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效果不显著，人口性别比失衡、老龄化加深和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依然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构成挑战。

本文拟引入“社会信任”作为中介变量，深入探讨基本养老保险如何通过社会信任机制影响居民的生育意愿。全文将从四个部分展开：首先回顾基本养老保险、生育意愿与社会信任三者之间的研究文献；其次说明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理论模型；再次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最后总结研究发现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基本养老保险与生育意愿

国内外学者通过多种数理模型研究基本养老保险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发现二者显著相关。一方面，养老保险完善削弱“养儿防老”观念，产生“替代效应”，抑制生育意愿；另一方面，其“收入效应”可缓解家庭经济压力，提升生育意愿。此外，城乡、区域和性别差异也影响这一关系，如新农保在农村正向影响生育意愿，但受传统观念调节后可能转为负向。目前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结论，其影响机制需进一步探讨^[1]。因此，我们提出：

H1：基本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二）基本养老保险与社会信任

研究表明，基本养老保险与社会信任密切相关，社会信任在二者关系中起重要的中介和调节作用。高社会信任水平可增强公众对政府和政策的认同感，提高其对养老保障制度的接受度与参与意愿。例如，政府信任与社会公平感知能促进农村居民参与新农保，社会互动和网络关系也显著影响居民的保险参与决策。在社会信任较强的环境中，信息交流更顺畅，风险认知更清晰，公众更愿意接受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在探讨基本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时，引入社会信任作为中介变量，有助于揭示其作用机制并为政策优化提供理论支持^[2]。由此，我们提出：

H2：基本养老保险对社会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享有养老保险的人群对社会具有一定的信任意识。

（三）社会信任在养老保险与生育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

社会信任是指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对他人、制度及社会支持的信赖程度，其对生育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在我国生育率持续低迷、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尽管政府推行二孩政策鼓励生育，但相较于西方国家的激励措施，国内政策支持仍显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众对社会制度的信任，进而影响生育意愿^[3]。由此，我们提出：

H3：社会信任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社会的信任程度越高，生育意愿越高。

20世纪80年代，我国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旨在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部分，养老保险既缓解了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也对家庭生育决策产生影响。一方面，它提高了居民的安全感和社会信任度；另一方面，可能通过“挤出效应”削弱生育动机，尤其在年轻人养老预期已有保障的情况下。社会信任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中介作用，放大了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4]。因此，我们提出：

H4:社会信任在基本养老保险与生育意愿的正向相关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基本养老保险会影响居民的社会信任度，进而通过社会信任影响居民的生育意愿。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该调查自2003年开始，每年对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的超过10,000户家庭进行连续的横截面调查，系统全面地涵盖了社会、社区、家庭及个人等多个层面。本文选取2021年 CGSS横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剔除异常值后，本文保留样本5844个。

（二）变量设定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基本养老保险（Basic endowment insurance），通过对虚拟变量“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定义：参加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赋值为1，未参加为0。被解释变量是生育意愿（fertility），基于CGSS问卷“如果没有政策限制，您希望有几个孩子？”构建三项指标：生育意愿（fertility）、儿子生育意愿（sfertility）和女儿生育意愿（dfertility），量化受访者在无政策约束下的理想生育数量和性别偏好。机制变量为社会信任（trust），采用郑也夫的界定，即对他人行为及社会秩序的信赖，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5]。

（三）理论模型/分析策略

本文的数据清洗和实证回归均在Stata16完成，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fertility为受访者i的生育意愿，endowinsurance为受访者i是否参与养老保险，control为控制变量集合，为随机扰动项。当为正时，表明参保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基本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影响的理论框架，重点探讨社会信任的中介作用。从社会生活、作用机制和政府保障三个方面分析社会信任如何影响生育意愿的转变，并揭示其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及原因。

图1 基本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社会信任的中介作用模型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本文主要采用Stata16软件的统计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一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为73.9%，样本平均生育意愿为2个孩子。已婚人口占比70.2%，生育性别比例差异不大。农业户口占比59.8%，高于非农户口（40.2%），反映出我国农业户口仍占比较大。党员占比12.2%，仅36%的人从事非农工作，大部分以农业为主。阶层自我感知水平（1-10分）的均值为4.318。健康水平均值为3.49，处于一般水平；教育背景均值为5.25，多处于职业高中学历阶段；收入水平均值为8.127，整体较为合理。

表1 主要变量及解释说明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汇报了各变量的相关性。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情况和被解释变量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其他控制变量方面，农业户口与生育意愿之间正相关，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之间负相关，健康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负相关，已婚与生育意愿之间正相关，阶层自我感知与生育意愿正相关，收入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负相关，非农就业与生育意愿之间负相关。

表3 相关性分析

（三）机制检验

本文进一步探讨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对生育意愿影响的机制。采用温忠麟的逐步回归法，表5汇报了OLS模型的回归结果。列（1）显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显著促进生育意愿提升。列（2）表明，参保情况对社会信任的系数在10%水平显著为正，说明参保能促进社会信任。列（3）将社会信任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模型，核心解释变量参保情况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中介效应得到验证。

表5 基于社会信任的机制检验

注：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2. ^*代表p<0.10,^**代表p<0.05,^***代表p<0.01。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发现

本文旨在探讨基本养老保险通过社会信任对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CGSS2021数据，检验了基本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社会信任的中介作用。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基本养老保险与生育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关系；第二，社会信任在养老保险与生育意愿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养老保险的参保增加会促进社会信任，进而提升生育意愿；第三，在控制变量中，受教育程度、阶层感知度、工作性质和收入水平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需予以重视。

（二）政策建议

本研究发现对提升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和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具有重要启示。一是应积极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增强社会信任，从而有效提高生育意愿。二是着力营造有利于培育社会信任的结构性社会环境。养老保险制度通过社会信任机制影响生育意愿，应促进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有机融合，减轻子女养老压力，缓解居民养老焦虑，从而形成理性稳定的生育预期。三是构建互信互惠的社会认同机制。可通过典型引导、示范户推广等方式，提高居民对养老制度的认知度，增强群体间的信任关系，激发参与热情。

参考文献

[1]张士伟.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探究[D].东北财经大学,2023.

[2]王文斌.居民参加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3(08):164-167+210.

[3]刘冰,徐碧姣.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居民生育意愿的提升吗[J].财会月刊,2021(08):154-160.

[4]齐昕.居住格局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分析[D].贵州民族大学,2023.

[5]王炎.风险感知、社会信任对农户农业保险参与意愿影响研究[D].河南农业大学,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