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一统”传统在经济一体化方面的逐步交融

“任何一个民族，出于生计和本民族的发展，都需要和其他民族进行物资交换，扩大经济往来。”我国古代历史上不同民族因其所处的地理条件和生活方式而各具特色。汉族族群主要是依靠黄河、长江流域以精耕细作的农耕方式为生；少数民族则地处边隅，受地理条件限制，农业发展相对受限。具体而言，北方居住的地方少植被，多荒地，故以发展游牧业为主，而南方少数民族生活的地方多高山丘陵，适合农耕业。由此带来的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导致各民族生活经济带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少数民族构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各民族在迁徙和移动中形成聚合和交往，不仅为经济一体化发展和实现“大一统”建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提供了动力因素和本质需要。

1.1农牧民族的经济互补

中国历史上存在两种生活形态，一种是以汉族为主的农耕方式，一种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游牧方式，由此产生两种文化类型——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但不同的是，汉族的农耕状态是固定的，生产工具主要是铁具、农具、器具，通过耕作获取粮食作物；而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游牧文明则是处于一个逐水草而居的状态，生产场地主要是牧场，通过家畜猎取获得生存的作料。因此少数民族受限的生产条件和单一的生产方式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必然会促使其扩大族群的活动范围，并逐渐向汉族靠拢、从而入主中原。在整个过程中疆土不断被开发，汉族族群统治的地方人口剧增，由于苛捐杂税、征兵赋役、土地资源占用等等带来的压迫使汉人被动转向游牧地区以求生存。这也就导致，民族之间的双向迁徙必然会在利益摩擦中产生冲突和交融。秦朝时期牧攻农守，抵御匈奴建造万里长城；汉武帝采取反守为攻，设置河西走廊等等；清朝末年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使东北、西北地区得到开发，改变了中国各地的人口分布和经济文化格局。韩愈在《原道》中指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表达了华夷之间是可以通过某些方式打破彼此界限的，华夷之间也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但无论以哪种方式而入，最终均以和平交往的形式呈现出来的，都会联结成一个互相补充、互相依赖的经济一体化整体。“大一统”传统也在各民族向中原一次次靠拢、聚合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推动着王朝政权的建立、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共同体的建设。

1.2互市贸易的经济往来

“大一统”传统在经济层面的特点还表现为各朝代的“互市”贸易往来。《封氏闻见记校注》中记载：“（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互市”作为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交流的一种贸易形式，从秦朝时期就已经存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尤其是，历朝历代前往内地从事贸易活动的群体，他们通过与内地各阶层人士的长期广泛互动与交流，增进互惠、互信和民族团结，从而产生民族之间的感情和民族认同情结，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汉朝时期，汉族与边疆民族之间的贸易互市长期持续进行。贸易交往主要通过铁器、农具和马、牛、羊之间的商品互换达成，这既满足了双方的需要，又增强了各族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离不开的友好局面，成为促成西汉时期巩固政权，实现大一统的重要因素。隋唐以后，中央设“互市监”，“官市”和“私市”成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内地与边疆经济往来的重要渠道。及至明朝，经济往来更是频繁，以藏族地区的马匹与明朝内地的茶叶相互输出而开展的“茶马”贸易尤为突出。“国之大政在戎，戎之大政在马。”对边疆少数民族来说，“互市”无疑是中原和夷族之间通过物质输出和经济援助来消解彼此紧张状态的重要方式之一，让边疆民族不断接受中原文明，使其逐步纳入大一统传统秩序中，从而助力国家统一和民族建设，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经济的多元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全国生产种类多样而各个区域相对单一，形成了各区域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经济的交流、联系乃至经济一体化对“大一统”传统起决定性作用。

• 施蕾
•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 2“大一统”传统在政治制度层面的统一维护

“大一统”传统是贯穿古代政治的核心观念，各朝代君王通过掌握实权，采取统治政策和区域治理维护的方式，围绕权力的集中和政治稳定展开对国家的统一和维护，以此形成政权体系上的大一统。历朝历代，大一统制度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具有推动国家统一发展的作用，不管政局怎样分裂，最终都会重新归入大一统的安定结局中。因此，“建立‘大一 统’，不仅是一个能否“打下来”的军事问题，更是一个能否“守得住”的政治问题。”

2.1中央集权型的国家统一

对于实现国家大一统来说，中央集权作为一种向心式的政治结构是实现国家大一统的骨骼和框架，有了主要的躯干，大一统制度才能立的住脚，多元的政治格局才能实现一体。秦朝时期，中央集权下的大一统首先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打下了政治基础，为“大一统”概念在政治上予以了新的诠释。与此同时，为维护“天下大定”的统一局面，在秦朝一些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管理方式被引入并得以实施，如推行官吏选拔制度、设立州郡县等行政体制，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搞标准化制度等。元朝时期的统一不但促使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再次得到安定，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且标志着第一个非汉族的大一统王朝的诞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一统政权，开创了同时统治南方农耕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新型政治模式。统治期间，以适应游牧民族的需要，维护民族统一，忽必烈实施一系列移民政策和管理制度。将行省制作为统一的行政机构，在权力集中的基础上推广游牧民族助农扶农政策包括屯田制，完善宗教仪式、救灾体系等等，同时让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农耕技术，打破了民族地域界限，政治共同性大大增强，为农牧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共同发展奠定了和平稳定的政治基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启示。

2.2地方政权的维护稳固

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来说，如果没有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导致统治失衡，就会加快一个王朝的覆灭。五胡之乱的发生以及边境战乱让唐王朝对游牧民族产生忌惮心理，因此加强对夷族边境的驻守和管理，反而疏忽对地方的控制，导致十几个藩镇的权利集中在一个节度使手中，以至于地方起兵造反、藩镇割据，引发“安史之乱”。唐朝因此逐渐衰落，即使后来多次“中兴”也难复当年盛世。反观清朝经过两千年的王朝更替，吸取前朝的教训，没有亡于少数民族的入侵，也没有亡于地方叛乱，国家政权进入了一个空前稳定的局面。无论是政治体制、政治格局、制衡体系，还是在军事上的编制，疆域的控制，都达到了历史顶峰。外戚专政、宦官专政、藩镇割据、游牧民族入侵，到了康熙年间都不再严重。可以说，唐朝的灭亡和清朝的统治很好地印证了分权制衡固然重要，但维护政治的统一性更重要，否则就会国破家亡；相反，有了统一稳定的政权即使王朝倾覆也能再次实现重建，并得到不断完善和持续发展。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不在少数。但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不论朝代怎样更迭，高度集中的皇权和因地制宜的政治制度依旧是王朝国家和平繁荣的根本保证，是造就政治大一统、国家大一统的核心观念。国家统一、民族一体是历史的必然。

王朝交替而行，核心政权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深层结构，是大一统传统在政治制度上的内在支撑，也是寻找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共同体构建的根本所在。

3 “大一统”传统在文化实践层面的长足发展

从“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历史演进，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已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大一统”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和实践行为是为“天下合一”服务的，是为君子、王者建设“正”“统”服务的，以实现其统一天下之大业。从历史的角度看，“大一统”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疆域统一，而且是各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高度集中。

考之历史，从文化角度看，“大一统”所代表的一统天下的建设伴随着各个朝代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夏、商、周以黄河流域文化为核心，到西周已有共同的族群称谓、共同的地域认知、共同的祖先观念、共同的文化特征，孕育了华夏统一的民族实体，已具备属于同一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本条件。秦朝一统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结束长达五百余年的战国分裂局面，维系着中华民族一条不可磨灭的脉络。魏晋南北朝时期，华

夏大地历经战乱与迁徙，形成“匈奴汉俗相交融”的文化景观，在文化交流层面达到一个新的“大一统”水平。隋唐时期的文化交融是历史上最为繁荣的阶段，太宗秉持“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在官员的任职上主张“胡汉无差”，日常生活上“无隔华夷”，“华戎一家”的大一统局面由此形成，民族认同感也逐渐增强。宋金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相对集中不断壮大，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互通打造出一个多样立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征。宋词、歌舞、书画等文化成果丰富了华夏文明，礼仪制度在尊重汉族制度的基础上保留各民族的传统习俗，部分少数民族接受儒家思想和汉族文化进一步推动多元文化的融合与认同，成为历史上第三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明代朱元璋把“大一统”作为治国建国的目标，制定“德威兼施”的民族政策，招抚并缓和汉族和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之间紧张的关系，各民族自身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在长期交往中洋溢着不同的民族色彩。清代王朝更是跨越族群和地域打造“嵌入式互动”的大一统格局，形成“满汉一体”的“大一统”理念，“华夷一体”与施政一致，加强了国家的统一性，使历史上大一统的局面进一步得到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最大范围的推动“大一统”高度整合。

古代历史上的文化大融合是“大一统”思想萌发和成熟的前奏，以汉族为核心的共同体越来越壮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也越来越趋于形成。

结语

历史实践充分证明，“文化上的交流，影响不可能只是单向的过程。”“大一统”理念，即自古以来，追求领土的完整，强化中央集权的权威以及注重文化共识的凝聚，构成了民族统一、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民族统一不仅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繁荣，而且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形成和演变以及多元一体格局的构建，共同铸就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民族共同体。新时代下，深刻把握住“大一统”传统的理念和目标，有助于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脉络，更好地使其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动对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从而拓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视野和历史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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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施蕾（1999-），女，汉族，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