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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重构与东方价值嵌入—“数字丝绸之路”看中国政治调适与文化软实力输出

作者

  •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 , 中国

摘要

在数字技术重构全球权力秩序的当下,我国的“数字丝绸之路”项目成为观察世界格局变迁与政治文化调适的关键窗口。本文以2023-2025年数字基建、文化遗产数字化及数字艺术领域的标志性事件为切入点,揭示中国如何在技术输出中实现东方价值的再嵌入,进而构建新型数字文明话语体系。研究发现:第一,中国通过“技术标准美学化”策略突破西方主导的数字霸权,在显示屏色域调整、算法伦理设计等微观层面完成文化编码;第二,数字文保工程成为文明叙事战场,大足石刻AI修复的“残缺美”原则与敦煌元宇宙导览的佛道超链接设计,重构了非西方中心的文化阐释权;本文试图在传统软实力理论的技术-文化二元论基础上增添数字文明视角,为解读数字时代大国竞争提供新的分析维度。

1 引言

1.1研究背景:计算机革命引发的全球格局变迁

目前,全球正处于以智能融合技术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深化期,这场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工业革命呈现出颠覆前三次革命的本质特征。首先,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工程、能源革命等领域突破产生叠加效应,形成指数级创新速度,呈现出技术聚合爆炸的场面。正在完成虚实空间重构,元宇宙3.0阶段实现神经接入式沉浸体验,全球数字孪生城市覆盖率超60%。多数先进国家已经实现高效大幅度使用,例如迪拜在2021年就推出“元宇宙政府”概念,现已处理多数市政事务,新加坡最高法院2023年报显示,电子司法系统处理案件占比29%。基于前两者所带来的影响,全球正在经历着生产范式的颠覆:在医疗行业,目前实现简单组织打印(如皮肤、软骨),虽然美国FDA尚未批准任何人工器官临床使用,但这无疑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这场计算机革命所带来的影响深入全球各个领域。由AI技术带来的超级自动化革命实现了社会生产效率的增加,各行各业的变化叠加使数据要素重构了经济形态,并使就业结构呈现量子跃迁。此类社会生产领域的变化并不仅仅发生在一国之内,而是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变迁力。国际格局因此发生了变迁:

1.1.1 技术霸权争夺白热化

目前国际社会上包含中美欧日等多国都在抢夺“6G标准”,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数字通信铁幕。而中美两国也在进行着制裁与反制裁的半导体战争,美国对华14nm以下制程设备禁运,从而催生出了“上海-合肥-武汉芯片走廊”,对此,我国出台相应政策,致力于于能在未来几年实现28nm全国产化。

1.1.2 数字主权博弈深化

在2024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国际社会首次提出了“算法主权”的概念,并将其列入核心议题。围绕着这个新概念,国际社会产生了更深化的博弈,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上也产生了极大的割裂,例如欧盟GDPR 3.0要求数据本地化存储而中国《数据安全法》构建分类分级管理体系。此外,由我国主导的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已经覆盖正在进行数字货币体系重构,截至2024年底,已有39国加入了“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这毋庸置疑地动摇SWIFT美元结算霸权。

1.2数字文明重构视角下的国际格局重构:五大趋势

数字技术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形成多维度、多层次的战略博弈场域。在技术阵营化对抗层面,世界已分裂为三大势力板块:美西方通过“民主科技联盟”构建技术壁垒,中国依托“数字丝绸之路”推进替代性数字基建,而南方国家集团则探索第三条道路——非洲联盟拒绝在华为与星链间选边站队,斥资320亿美元自建“泛非卫星通信网络”,这一举措不仅打破传统技术依附关系,更开创了发展中国家数字主权实践的先河。数字地缘权力转移的核心体现为战略资源属性的根本变革,全球超算TOP500榜单中中国以43%的占比领先美国(37%)和欧盟(15%),算力取代石油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新基准;与此同时,中国突破美国海底光缆垄断建成12条数字丝绸之路陆缆,形成横跨亚非欧的“数字大陆桥”,这种物理层基础设施的争夺正在改写百年来的海洋霸权逻辑。

2 文献综述

2.1数字文明的理论谱系与发展脉络

数字技术引发的文明形态变革已成为全球学术界研究焦点。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系统阐释了信息技术对社会结构的解构与重组机制,其“流动空间”理论为理解数字丝绸之路的物理-虚拟双重属性提供了分析框架(Castells, 1996)。丹·席勒(Dan Schiller)进一步指出数字资本主义的扩张本质,认为技术标准竞争实质是文明形态主导权的争夺(Schiller, 1999)。近年研究呈现东西方分野,Schmidt和Cohen在《数字新时代》中强调技术革命正引发地缘政治秩序重组(Schmidt & Cohen, 2013),而中国学者赵可金则提出“数字文明东方范式”理论,认为数字技术为儒家文明现代转型提供了载体(赵可金,2021)。

2.2东方价值体系的数字化转译

在价值哲学层面,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为数字时代的文明对话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其“关系理性”概念与区块链技术的共识机制形成理论呼应(赵汀阳,2016)。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在数字时代遭遇挑战,李晨阳通过比较研究指出,东南亚数字社群中儒家"和而不同"理念展现出独特调适能力(Li, 2020)。技术伦理维度上,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中国科学传统"研究被重新诠释,王前提出“天人合一”的数字治理观,主张将东方生态智慧融入算法设计(王前,2019)。

3 中国政治调适:制度创新与风险防控

3.1柔性治理实验

在数字主权时代,柔性治理作为一种非对抗性、弹性化的治理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赋权与文化嵌入的协同机制,在维护国家数字主权与参与全球数字规则建构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相较于传统刚性治理依赖强制性规则与单边管控,柔性治理以“技术协议+文化共识”的双层架构回应数字时代的治理困境:一方面,数字主权的本质是对数据流动、算法逻辑与基础设施的治理权争夺,柔性治理通过开放API接口、制定技术标准等“软性规则”,既确保关键数字资产的可控性,又避免陷入“数字铁幕”式的封闭对抗;另一方面,全球数字生态的碎片化与文明价值观的多元化,要求治理模式突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刚性主权观,柔性治理借助区块链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跨文化算法的伦理设计等技术手段,将东方“和而不同”的治理智慧编码为可操作的技术参数,既维护本土数字文化安全,又实现价值观的隐蔽性输出。

案例1:敦煌数字文保API协议

腾讯与敦煌研究院于2023年联合推出全球首个文化遗产数字共享接口(Dunhuang API),通过技术协议设计实现文化开放与主权维护的平衡。该协议允许海外开发者调用10.8万件高精度壁画数字资源(敦煌研究院,2023),但嵌入三层约束机制:

(1) 用途审查:禁止NFT化、宗教改造等商业滥用(《敦煌数字资源共享公约》第5.2条);

Figure 1.1 莫高窟“孝道图”

作的全链路溯源(腾讯云区块链白皮书,2024);

截至2024年底,该接口已被43国文博机构接入,衍生应用达1700余项,其中韩国NEOWIZ公司开发的《飞天》教育游戏,用户超500万且儒家文化知识点触达率达73%(世界银行《BRI数字经济监测报告》)。这种“开放+规训”的治理模式,既规避了文化挪用争议,又实现了价值传播的“润物细无声”。

案例2:东南亚“数字领事”服务

中国外交部依托微信小程序构建的跨境政务平台,在东盟国家推行“数字领事”服务,该服务通过将11类高频业务(如学历认证、婚姻登记)转化为标准化数字产品,通过AI预审将材料错误率降低89%,进而实现了流程重构(中国驻老挝大使馆,2024)。此外,引入“人脸识别+数字人民币支付”双因素认证,确保跨国身份核验的可靠性(《外交事务数字化白皮书》,2024)。针对东南亚穆斯林群体开发“斋月服务专线”,自动调整业务办理时段至夜间,该平台在老挝的试点数据显示,留学生学历认证时间从5个工作日压缩至3.2小时,且用户满意度达94%(中国领事服务网,2024)。这种“技术赋能+文化敏感”的治理策略,成为数字时代公共外交的创新样板。

Figure 2.2 “数字领事”启用—以泰国为例

3.2技术标准的美学博弈

在技术标准制定中植入文化价值观,是中国突破西方技术霸权的重要路径。通过将东方美学元素转化为技术参数,构建“非对抗性”的标准竞争策略。例如京东方(BOE)为中东市场定制的OLED显示屏,通过技术参数调整实现文化适配,在色域调控上,将红色色相从0.62调整为0.58以适配文化偏好,避免与伊斯兰教神圣色彩冲突(《中东显示设备技术规范》,2023)。在动态适配上,根据地理位置自动切换“朝觐模式”(屏蔽娱乐内容)与“日常模式”(华为开发者大会,2023)。相比之下,苹果的“原色显示”技术强调“普世性”色彩还原,但其DCI-P3色域标准实际以欧美影视工业数据为基准(Apple Pro Display XDR技术白皮书,2022)。这种技术路径的分野,折射出“文化相对主义”与“技术普遍主义”的深层博弈。

4 总结与启示

数字文明的全球重构进程,本质上是技术范式与文明价值体系的互构运动,在这场重塑人类文明基底的深刻变革中,中国的实践揭示了非西方文明参与数字秩序建构的独特路径。以“数字丝绸之路”为载体,通过技术标准的审美化转译、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再生、文化符号的工业化生产、以及数字艺术的规则博弈,中国在突破西方技术霸权的同时,完成了东方价值的系统性再嵌入。

参考文献

[1]蔡拓. (2021). 数字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互鉴. 国际观察, (5), 23-41.

[2]黄仁伟. (2021). 数字主权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世界经济与政治, (9), 4-25.

[3]王前. (2019). 东方技术伦理的数字化转译路径. 哲学研究, (12), 56-63.

[4]王义桅. (2022). 数字丝绸之路与全球治理变革. 世界经济与政治, (3), 45-62.

[5]赵可金. (2021). 数字文明的东方范式研究.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6(4), 78-89.

[6]腾讯云. (2024). 区块链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白皮书.

[7]Schiller, D. (1999). 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Cambridge: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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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Kantar. (2024). Southeast Asia Digital Wellbeing Report 2024. London: Kantar Group.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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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桅. (2022). 数字丝绸之路与全球治理变革. 世界经济与政治, (3), 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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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ller, D. (1999). 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Cambridge: MIT Press.

World Bank. (2021). Belt and Road Economics: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Digital Corridor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Kantar. (2024). Southeast Asia Digital Wellbeing Report 2024. London: Kantar Group.

作者简介

  •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 , 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