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处在封建王朝瓦解以及现代国家孕育的剧烈转型阶段，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思想大量传入，成为推动国人思想发生变革的关键力量，在该历史背景下，严复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把“信达雅”当作翻译理念，最先将西方现代思想引入中国，开创了近代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先河。1903年他翻译的英国赫胥黎所著的《进化与伦理》的译本《天演论》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关键文献，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核心思想对以“仁义礼智”作为内核的传统伦理体系产生了强烈冲击，引发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变革、民族命运以及国家富强进行深刻思考。

本研究按照语用学家G.Leech所提出的“礼貌原则”，针对《天演论》的语言策略进行分析，该理论包含得体、慷慨、称赞等子原则，它重视经由礼貌性语言来维持交际和谐并且提升话语的影响力，给分析带有意识形态和文化张力的文本赋予了分析架构。本文通过对严复译文中具体语句的语用解读，旨在揭示其如何借助礼貌策略实现西方思想的“本土化表达”与“软性传播”。

2 礼貌原则概述

语用学中的礼貌原则属于阐述人类交际行为“得体性”与“人际策略性”的核心理论之一，语言学家 Leech 在《语用学原理》里提出此原则来填补 Grice 合作原则在剖析间接言语行为以及人际关系调控方面的漏洞，他认为礼貌是人类言语交际所必需的润滑剂，经由捍卫交际双方的“面子”需求来提升语言的接受度和社交适应能力，Leech 所提出的六项原则涵盖得体原则，慷慨原则，赞美原则，谦逊原则，赞同原则和同情原则，这些原则看重语言行为不但要合乎逻辑并符合信息交流的高效性要求，还要重视言语给交际对象心理及其社会地位带来的影响，这体现出语言使用中的社会智慧和文化敏锐度。 Grice的合作原则表现出言语交际的逻辑前提，不过它关于数量，质量，关联和方式四项准则侧重于信息层面的配合，很难阐释日常语言中的间接表达，客套话和规避性修辞；而Leech的礼貌原则更多着眼于说话人在交际过程中经由策略性的语言布置达成交际顺畅，关系协调的目的，在翻译、演讲、外交话语等正式或者敏感的情境下有着更强的阐释力。王寅生表明，礼貌原则的提出意味着语用学研究从认知逻辑迈向社会功能，也就是从“信息交换”朝着“人际互动”发展，在跨文化背景下，礼貌策略的运用常是信息得到接受的前提，特别是当语言表达关乎意识形态、文化认同等敏感话题时，礼貌原则起到稳定人际关系，削减传播阻碍的重要作用。

《天演论》属翻译作品，看似只是引介西方学术思想，实际上却是一种深层次的“语用重构”。严复不但要应对“信达雅”这样的技术难题，而且还要顾及进化论里诸如“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之类的观念，在中国传统语境下是否能够被接受，礼貌原则成了他选择语言以及制定文本策略的指导理念，他在“说服而非对抗”“委婉而非批判”的表达偏向上表现出很强的语用自觉性，从礼貌原则这个角度出发，有益于人们更好地领会《天演论》的语言特色和交流技巧，给研究晚清译者怎样协调思想灌输与文化融合赋予理论架构，礼貌既是交流方法，也是文化机智和传播手段，严复的语言应用就是这种理论精髓的真实写照。

3 《天演论》中礼貌原则的语言体现

严复在《天演论》中既力求精准传递赫胥黎进化论思想，又以高度策略化语言表达削弱西方思想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达成“启蒙而不激进”的传播效果。从Leech六项礼貌原则审视，可见严复在译文中系统性贯彻相关语言策略以推动思想“软着陆”。

3.1 得体原则：避免文化冒犯，软化思想冲击

得体原则要求说话人尽可能减少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并避免语言冒犯。严复在《天演论》中引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颠覆性观念时，未使用批判式表述，而是借助迂回、对比、假设等修辞手段进行委婉表达。例如：“自有世界以来，物类众多，其生者不过少数；强者存而弱者亡，此理自然，不容违忤。”

此处“自然”“不容违忤”的表述，既揭示了进化规律的“客观性”，又避免直接批判中国文化中强调“仁爱”、“礼让”的传统道德观，而是将新思想作为“天演之势”予以引入。这种策略减轻了受众的抵触情绪，增强了接受的可能性。

3.2 谦逊与慷慨原则：自抑其身，抬高读者

严复在译文中常保持谦逊态度，往往将自己置于“旁观者”或“学习者”位置，对原文作者表示敬重，对读者则表现出敬意。例如他在序言中写道：“愚不自揣，谨译其大意。”“译事未能尽达，敢望博雅君子正焉。”

这些措辞中，“愚”“谨”“未能尽达”等自我贬低用语，充分体现了谦逊原则；而“博雅君子正焉”则抬高读者的身份地位，符合慷慨原则。这种话语姿态营造了平等、谦和的交流氛围，有利于读者更积极地接纳译者所引介的新思想。

3.3 赞扬原则：肯定中国文化，缓解思想对抗

作为进化论的传播者，严复深知其思想可能对中国传统伦理构成挑战，因此在译文中并未完全否定传统文化，而是常以肯定式语言进行文化铺垫。例如：“吾中国之学，以义理为宗，深矣哉！然其不通物理，不察群动，未能尽究世变之机。”

此处“深矣哉”是对中国“义理”之学的高度称赞，而对其不足则用“未能尽究”这类较为委婉的表述。这种先赞扬后指出局限的方式，既缓和了冲突，又展现出文化尊重，符合Leech“减少批评、增强赞扬”的赞扬原则，有利于在观念转变中实现文化认同的平稳过渡。

3.4 同意原则：以中西河流之说构建文化共识

同意原则旨在交流中降低分歧、增进一致性。严复传播西方进化论时，常以“借古喻今”“以中释西”之法探寻中西思想契合点。例如在译文中，他援引《易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并阐释为“变者，物理之常；不变，则为不顺自然”，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通”与进化论的“适应”相联系，借助“文化内证”消除思想隔阂、达成文化共识。此策略不仅是翻译技巧，更是文化策略，助读者于熟悉文化语境理解西方思想，提高接受度。

3.5 同情原则：激发民族情感，唤起思想共鸣

同情原则强调表达对他人境遇的共情与关切。在《天演论》中，严复通过对国家危局与民族衰落的描述，激起读者的忧患意识。如他写道：“中土日蹙，邻邦日强，而我民犹昏昧如故，何以图存？”

这类表达以沉痛语调唤起读者的民族情感，同时避免了训斥式的批判语言，展现出对民众的关切。这种将思想启蒙诉诸情感共鸣的表达，符合同情原则的核心精神。它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感染力，也强化了思想传播的动员效果。

4 礼貌策略的社会功能

严复可被看作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进程里颇为关键的人物之一，一方面是因为他翻译了有着重大意义的西方著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凭借有策略性的语言运用方式，让原本或许会引发强烈文化冲突的西方思想可被传统语境接纳。这种语言策略所发挥的，不仅是单纯的语义转达功能，更具有深层的文化中介功能与思想传播价值。

4.1 语言策略作为文化中介机制的体现

跨文化交流中，语言并非仅作为意义的符号体系存在，还是文化价值及意识形态的承载者，斯皮瓦克曾表明，翻译并非中立之举，而常常处于特定的文化权力格局之中，严复在《天演论》里采取的语言策略包含委婉表述，历史类比以及文言辞藻等，这便表现出他作为“文化翻译者”的自知之明态度。比如，他把“struggle for existence”翻译成“物竞”，“natural selection”翻译成“天择”，然后把这些术语放进中国传统“天命”“天道”的话语体系里面，这既是一种术语的本土化，也是一种话语的文化融入。“话语再编码”这种策略和巴斯内特，勒弗维尔所提出的“重写理论”类似，即译者重新塑造原文的话语来达成特定的文化或者政治目标，这样的语言运用既减轻了文化冲突的紧张程度，又让西方思想在中国社会以“似曾相识”的形式显现出来，进而提升了被认可的可能性。

4.2 语言策略在思想启蒙中的调适作用

严复是启蒙思想的传播者，他的语言策略表现出很强的语用调适能力，布朗和莱文森在他们的“礼貌理论”里提到，当遇到可能带有威胁性的言语行为的时候，语言使用者会经由策略性的表达来捍卫交际双方的“面子”，严复就是利用对传统儒家价值话语实施“借用”和“协商”，达成了新思想和传统认知的交流与融合。传递进化论等新思想的时候，他既不会直接批判“仁政”“天理”这些传统观念，也非完全接纳原来的文化逻辑，而是经由“以儒解西”的方式去革新性地调和。他重视“天演之理，亘古不变，中外一理”，目的在于告知读者：进化论不是“西方异端”，其符合自然与理性所具有的普遍规律，这种策略既能保存思想的先进性，又能加强读者的接受度，属于标准的“语境适应”范例。

严复对语言风格颇为讲究，这体现出他的传播意识，他多处运用对偶句，骈体结构以及古典词汇，把新思想置于“正统文体”当中予以表达，以此来优化新思想的社会合法性及其话语权威性，这和皮埃尔·布迪厄有关“语言的象征权力”的阐述相符，即语言既是一种交流工具，也是“支配结构的一部分”。

4.3 语言策略的现代传播价值与启示

严复的语言应用给当代跨文化流传给予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在全球化背景下，怎样凭借语言策略达成不同文化间信息的有效传递，成了传播学和语言学重点关注话题之一，霍尔表示，编码和解码存在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会左右人们对信息的认知及接纳情况，所以，采用策略性的语言编码既关乎意义传达的速度，又会影响到受众的认同体系。

严复采用礼貌性表达，文化适配以及语境调和这些策略，缩减了文化“编码-解码”之间的差距，给当代国际传播、外交话语等方面的操作带来了一些思路，比如中国当下所倡导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若可参考严复的“话语本土化”策略，用一种既能守住自身立场又不缺乏柔性的表达方式，那么就利于达成国际语境之下的有效传播和积极引领。

4.4 语言策略背后的意识形态调控功能

严复的翻译不是单纯的语种转换，而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思想再造进程，他在译介时针对原文执行了策略性重组，保证不偏离核心观念的情况下，更好地契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这样的重组表现出勒菲弗尔所重视的“翻译里的意识形态调控作用”，译者始终处于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之中实施挑选。比如，严复在《天演论》当中，除了阐述自然选择这样的科学概念之外，还在译文结构里加重了对“国家”，“民族”以及“危机意识”的重视程度，给文章增添了浓烈的“救亡”氛围，他把科学概念变成成“生存政治”的这种语言手段，令翻译的文章既传递知识，又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形成当中，这确实是一种具备意识形态指向性的重新构建话语的过程。另外，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表示，翻译需达成“让读者走近作者”或者“让作者走近读者”的目标，严复选了后者，并非单纯迎合，而是受高度语用意识引导，进行富有创造性的改写并实施文化融合。

5 总结

《天演论》既是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关键节点，也是语言策略运用的典型范例，严复在翻译时超出了传统“信达雅”的准则，很好地表现出语言的文化流传作用，特别利用了Leech 的礼貌原则里的得体，谦逊，同情等策略，达成了思想启蒙和读者接受心理的协调统一，他没有机械地灌输赫胥黎的观点，而是采用高度本地化的表达形式，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体现出“软性流传”的范例特征。

严复的语言策略具有历史价值，还能给当代跨文化传播带来启发，在全球化背景下，怎样凭借语言策略做到有效交流并形成文化认同，仍然是个重要课题，《天演论》这个例子显示，礼貌原则这样的语用理论可以很好地分析书面语篇的社会意义，以后还可以从叙述话语权，文化身份等方面来扩展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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