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方法专利的法律确认与保护历程，本质上是知识产权制度随技术经济形态演进的适应性调整。从美国首届国会通过限定国内保护的著作权法，到1989年取消歧视性条款加入《伯尔尼公约》，历史经验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始终与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深度绑定。在数字经济主导的当下，商业方法专利因与互联网技术的天然关联，其保护问题折射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博弈，科技强国凭借技术先发优势推动强保护政策，以固化商业方法创新的垄断利益；而技术后发国家则倾向弱保护策略，以降低本土企业的知识获取成本与创新门槛

1 知识产权劳动理论

知识产权劳动理论的构建以洛克自然法理论为根基，其核心理念在于将劳动视为财产权正当性的本源。洛克提出劳动赋予财产权合法性的观点，这一逻辑在知识产权领域形成理论延伸——当知识产品成为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时，其权利归属便获得了伦理与法律层面的合理性^[1]。从历史维度看，法律对财产权的保护早期局限于有形物范畴，通过物权、债权制度对劳动所得的实体财产进行界定，而知识产品的财产化保护直至近三四个世纪才逐步确立，这一转变伴随着自然法原则在法律体系中的渗透，使财产权概念从有形领域向智力成果领域拓展，最终形成知识产权正当性的理论基础。所谓创造性劳动，是区别于重复性劳动的高质量智力投入，其产出的科学成果、文学艺术作品或专利技术等，因具备前所未有的创新性特征，使创作者天然享有对其智力成果的所有权。这种权利主张的成立需满足社会需求这一前提条件，知识产品的生产不仅需体现个人创造性劳动，还须具备社会实用价值，即为公众提供有用的产品或服务，这一双重属性构成知识产权正当性的理论支撑。以商业方法专利为例，其权利主张的合理性可通过劳动理论得以阐释。商业方法的创新往往涉及复杂的智力投入，创作者在规则设计、流程优化等环节付出的艰辛劳动，使其对该创新成果具备权利主张的正当性。这种劳动不仅体现为技术方案的构思，还包含对市场需求的洞察与商业逻辑的整合，其创造性成果通过专利制度获得保护，既符合劳动赋予权利的理论逻辑，也契合社会对创新激励的现实需求。

2 知识产权激励理论

从知识产权法哲学视角审视商业方法专利的正当性，激励理论将知识产权制度视为刺激智力创造的政策工具，其逻辑内核在于通过法律赋予创造者专有权利，构建创新投入与收益回报的激励链条，进而推动社会智力产品总量与效用总量的双重提升。这一理论在著作权、专利、商标等法律实践中已获确认，其对商业方法专利的正当性阐释，可从个体激励与社会效用两个维度展开。

在个体激励层面，商业方法的创新本质上是智力劳动的凝结，开发者在经营规则设计、流程优化、商业逻辑整合等环节需投入大量资源。若缺乏法律保护，创新成果易被复制模仿，导致开发者无法回收成本，更难获取合理收益，进而削弱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以金融领域的智能风控模型为例，其开发需融合数据算法与行业经验，若未通过专利制度赋予排他权，竞争者可无偿使用该方法抢占市场，最终致使行业创新陷入停滞。激励理论强调，赋予商业方法开发者专利权，实质是通过法律确认其创新投入的回报权，形成“创新-保护-收益-再创新”的良性循环^[2]。从社会效用维度看，激励理论的正当性基础在于知识产品的外溢性特征，商业方法专利在保护期内虽由开发者独占，但保护期限届满后，相关技术方案将进入公共领域，成为社会共享的知识资源。这种“有限保护+最终公开”的机制，既保障了开发者的创新激励，又确保社会能在保护期后无偿利用创新成果，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3 商业方法专利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3.1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

从知识产权法哲学视角剖析商业方法专利的正当性，需以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为根基，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动态平衡中探寻制度合理性。生产知识产品的劳动兼具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双重属性，商业方法开发者投入的智力资源、时间成本等构成私人劳动范畴，而方法本身蕴含的行业经验积淀、社会需求洞察等则体现出显著的社会性特征。这种二重性在商业方法创新中表现为，开发者的个体创造性劳动是方法形成的直接动因，但其创新素材往往源于社会既有商业逻辑的迭代，且最终产出的方法需服务于市场交易效率提升等社会目标，这就决定了商业方法专利制度必须在激励个体创新与保障知识共享之间构建平衡机制。另外，知识产品的非排他性与公共产品属性，在商业方法领域呈现为独特的成本收益矛盾。商业方法的初始开发需耗费大量资源，如金融风控模型的算法优化、物流调度系统的流程设计等，这些私人劳动投入形成的知识成果一旦公开，他人使用的边际成本近乎为零。

3.2知识产权的平衡论

平衡论源于1709年英国《安娜女王法令》确立的利益平衡原则，该原则要求出版商向作者支付报酬以获取使用权，在保障创作者权益的同时促进知识传播，这一理念随社会发展逐步演化为知识产权体系的核心准则，即通过法律机制实现创造者激励、知识传播与公众利益的多元平衡^[3]。商业方法专利领域的利益平衡首先体现为创新激励与知识共享的制度协调，商业方法开发者在算法优化、流程设计等环节投入的智力资源需通过专利独占权实现收益回报，如某支付平台的实时清算方法专利，其技术创新的私人劳动投入需通过法律赋予的排他权保障研发成本回收。但与此同时，商业方法作为知识产品的公共属性要求法律设定保护边界，专利法规定的保护期限（如20年）届满后，相关技术方案须进入公共领域，供金融、物流等行业主体自由使用，这种“有限保护+最终公开”的机制，既维持了开发者的创新动力，又确保社会能共享知识成果，避免权力垄断阻碍行业进步。

3.3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制度性平衡

从知识产权法哲学视角审视商业方法专利的正当性，核心在于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制度性平衡，作为知识产品的重要类型，商业方法专利的权利人通过法律赋予的专有权获取创新回报，这种私人利益保护构成技术革新的基础动力。比如开发者在算法设计、流程优化等环节投入的智力资源，需通过专利独占权实现成本回收与收益获取，即便实际经营中可能面临盈利或亏损的不确定性，法律仍需以专有权确认其劳动价值，避免因权利缺位导致创新激励失效，进而阻碍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知识产权法对商业方法专利的正当性建构，本质上是通过利益平衡机制调和私权垄断与知识共享的矛盾，一方面，法律承认开发者对商业方法的专有权，允许其通过专利许可、技术转让等方式实现经济收益，如金融领域智能风控模型的专利授权，使开发者能够在保护期内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基于知识产品的公共属性，法律以保护期限作为核心限制手段。当前各国对商业方法专利的保护期通常不超过20年，这一期限设定既考虑到创新投入的回报周期，又兼顾了技术更新的社会需求。特别是在商业方法与软件技术深度融合的背景下，鉴于软件产业迭代速度显著快于传统技术领域，缩短保护期成为平衡利益的现实选择，可促使商业方法在更短时间内进入公共领域，避免技术垄断阻碍行业创新。

4 商业方法专利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衡量

4.1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一个开放的结构体系

从知识产权法哲学视角审视商业方法专利的正当性，需置于知识产权客体的开放性结构体系中，在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动态衡量中构建论证逻辑。知识产权客体的法律界定并非封闭范畴，而是随技术进步与经济基础演变持续拓展的开放体系。国内法因与本国科技发展直接关联，往往率先响应新型智力成果的保护需求，美、日、欧等经济体对商业方法专利的确认，正是知识产权客体范围扩张趋势的典型表现，这种法律调适本质上是国家利益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制度性表达。商业方法专利的法律承认，折射出发达国家通过知识产权制度维护竞争优势的战略考量，在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主导的全球竞争中，商业方法与软件技术的融合创新成为发达国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其纳入专利保护客体，既能通过专有权激励本土企业创新，又能借助国际知识产权规则输出保护标准，形成技术垄断壁垒。例如，美国在电子商务商业方法专利领域的先发布局，使其科技巨头在全球市场占据规则制定优势，这种客体扩张背后是国家利益对知识产权制度的驱动，体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国际利益衡量中的正当性建构，需正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上的现实差异，由于经济基础与技术实力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在商业方法专利保护上往往持谨慎态度，过度严格的保护可能增加本土企业创新成本，阻碍技术扩散；而适度的保护边界则能为本土企业预留学习与追赶空间^[4]。知识产权客体的开放性在此展现出制度弹性，发达国家通过推动商业方法专利的国际化保护拓展利益边界，发展中国家则可依据自身发展阶段，在TRIPS协定框架内合理设定保护阈值，这种差异本质上是国际利益平衡在法律层面的体现，要求发达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为发展中国家保留技术追赶的制度空间，避免知识产权保护成为技术垄断的工具。

4.2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从知识产权法哲学视角审视商业方法专利的正当性，需将其置于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动态博弈中，以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差异化逻辑作为分析基点。历史经验表明，一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始终与其全球技术位势及国家利益诉求深度绑定，比如美国首届国会通过的著作权法曾明确限定仅保护国内公民的印刷权益，通过歧视性条款扶持本土印刷工业，直至1989年加入《伯尔尼公约》才完全取消相关限制，这一演变轨迹充分印证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国家利益工具的本质属性。在商业方法专利领域，保护程度的强弱分野呈现更为尖锐的利益冲突，科技发达国家基于技术领先优势，倾向通过强保护政策固化商业方法创新的垄断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因技术积累不足，更注重通过弱保护政策降低本土企业的创新成本与知识获取门槛。这种分歧在数字经济时代尤为突出，商业方法专利与电子网络的深度耦合使其具有天然的无国界属性，算法规则、交易流程等创新成果通过网络快速传播，既突破了传统知识产权的地域限制，也使国际保护面临管辖权界定、法律适用等多重挑战。例如某跨境电商的智能定价算法专利，其运行依托全球网络系统，而不同国家对商业方法可专利性的认定标准差异，极易引发保护漏洞与权利冲突。除此之外，国际利益平衡的实现，也需要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构建弹性保护机制，然而当前多数国家尚未承认商业方法专利，这一现实决定了国际保护水平难以一蹴而就。因此，发达国家在推动商业方法专利国际化的过程中，需兼顾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追赶需求，通过保护期缩短、强制许可等制度设计预留政策缓冲空间；发展中国家则可借助TRIPS协定的弹性条款，在专利审查标准、权利限制等方面设置符合自身发展阶段的规则，避免强保护政策成为技术垄断的壁垒。这种利益协调本质上是知识产权制度工具理性的体现，法律既需为发达国家的创新激励提供制度支撑，也要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跃迁保留制度空间，最终在动态平衡中实现“保护水平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法哲学目标^[5]。

结语

从知识产权法哲学的多维度分析可见，商业方法专利的正当性建构需立足三重逻辑：其一，以劳动二重性理论确认开发者私人劳动与知识产品社会性的辩证统一，为权利界定提供伦理基础；其二，通过激励理论构建“创新投入-收益回报”的制度链条，激发商业方法创新的社会动能；其三，借助平衡论在保护期限、客体范围等层面设置弹性机制，实现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协调。唯有在法哲学理论的指引下实现上述策略的协同，才能使商业方法专利制度既成为激励创新的政策工具，又成为维系全球技术正义的制度载体，最终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浪潮中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伦理价值与社会功能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张嘉芮.共享经济下计算机实施的商业方法专利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23.20-25.

[2]阮芳.商业方法专利授权条件实证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21.23-29

[3]谭庭俊.商业模式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D].暨南大学,2021.89-92.

[4]杨宇.从知识产权哲学视角探讨商业方法专利的正当性[J].法制博览,2021,(19):244.

[5]苏运来.从知识产权法哲学视角谈商业方法专利的正当性[J].商业时代,2020,(31):6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