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中国现代文学的领路人。郁达夫曾对其高度评价道：“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1]。”《祝福》叙写一个离开故乡的知识分子“我”在旧历年底回到故乡后寄寓在本家四叔家里准备过“祝福”时，见证了四叔家先前的女仆祥林嫂瘁死的悲剧^[2]。这部小说凭借其深邃的思想内核与独特的艺术表达，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历史地位。鲁迅的文学创作始终立足于世界文学的宏大格局，以人类共通的精神困境与社会批判意识为切入点，因此能够跨越文化壁垒，在各国读者中引发广泛共鸣。这种超越地域与时代的文学感染力，既彰显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也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对话提供了重要范本。自文艺复兴起，西方社会愈加宣扬人的愿望和价值，贬斥对自由思想的钳制。鲁迅作品尖锐地批判了封建思想对独立个体的无情摧残，其中的人性关怀、对权威的挑战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战斗精神与西方社会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谋而合，求形成深刻呼应^[3]。”

1 文本选择

《祝福》发表后长，一直受众多著名翻译家的青睐，迄今为止共有6位译者英译了《祝福》。按译本出版的时间先后分别为：斯诺和姚克合译的“Benediction”、王际真译的“The Widow”、柳无垢译的“Benediction”、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The New Year Sacrifice”、莱尔译的“New Year’s Sacrifice”和蓝诗玲译的“New Year’s Sacrifice”。蓝诗玲1975年出生，英国知名汉学家、翻译家及学者^[4]。她毕业于剑桥大学中文系，获现当代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中国近代史与中国文学。蓝诗玲将鲁迅、张爱玲等众多中国作家作品译介至英语世界，其作品屡获重要奖项。

翻译是文化与思想跨语际转换的复杂过程。《祝福》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其文本中蕴含的社会隐喻、方言特色及文化意象，在英译时的处理方式直接影响中国文化与社会风貌的传递。蓝诗玲作为西方译者，在面对源语与目的语语言体系、表达习惯差异时，在词汇选择、句式转换、文化负载词处理等方面的翻译行为，于“文本-语言”视域下具有研究价值。本研究将聚焦蓝诗玲译本的语言操作策略与文本重构方式，分析其在语言转换和文本处理上的选择，挖掘这些行为背后的文化考量与逻辑动因，揭示翻译实践中语言形式与文化意涵的互动关系，为译者行为研究提供范例与理论支撑。

2 特征分析

《祝福》英译本在语言、修辞与文化传递层面呈现多维度特征，展现出跨语际传播的丰富张力与策略博弈。

2.1语言层面：语义转换与逻辑显化

原文中“祥林嫂”“卫家山”等文化负载词，涉及中国传统性别秩序与宗族制度，翻译时需兼顾文化特质与目标语理解。译文“祥林嫂”未采用音译或西式“Mrs.”称谓，而是译为“Xianglin’s Wife”，以“wife”明确婚姻依附关系，规避西方“冠夫姓”文化差异可能引发的误解；“卫家山”通过“clan surname”补充宗族聚居背景, 将隐性文化逻辑显性化，避免因文化缺省导致的逻辑断裂。句法层面，汉语意合结构被转化为英语形合表达，通过修饰语前置与逻辑连接词强化英文树形结构特征，确保译文流畅性。

2.2修辞层面：重复与对比的具象化转译

鲁迅擅长通过服饰、色彩、神态的重复与变异构建悲剧张力，蓝诗玲以“重复中的变异”策略实现修辞等效。例如祥林嫂两次出场的服饰描写，译文用“same black skirt”“still tied”精准复现装束的不变，同时以“pink cheeks”到“the pink had left”的色彩对比，直观展现其生命力的消逝，将原文中隐含的悲剧进程具象化。在祥林嫂反复诉说阿毛之死的情节中，蓝诗玲不仅保留了“单知道……不知道”的语义悖论，通过“I knew... But I didn’t know”的对比结构强化精神创伤的悲剧性，还捕捉到原文中祥林嫂话语的重复性特征。祥林嫂不断重复“我真傻，真的”等话语，文中蓝诗玲通过“I was so stupid,...”的重复表述，配合“I knew... But I didn’t know”的对比，让祥林嫂深陷痛苦、不断自我诘问的状态跃然纸上，在目的语中再现了原文通过重复修辞营造出的强烈感染力，深刻展现出人物精神世界的崩塌与命运的悲剧性。

2.3文化层面：传统习俗与意识形态的取舍平衡

对“送灶”“祝福”等民俗，译文采用“保留符号+功能注释”策略，如“送灶的爆竹”译为“bidding farewell to the Kitchen God”并补充其“上天汇报”职能, 既守护文化独特性，又降低理解门槛；但“白头绳”“福礼”等符号的文化内涵因译语中缺乏对应概念而流失。对“新党”的处理则体现意识形态调适，译为“reformist politics”虽模糊清末特定历史指涉，却通过“tirade against”传递守旧派的敌视态度，在可理解性与文化忠实间寻求妥协。

3 理论视角

《上海翻译》名誉主编方梦之教授在《中国译学话语:建构与阐释》中写到:“周领顺（2015）创建的‘译者行为批评’系统理论是开展译者行为研究的理论工具，是以译者行为为中心，以译者意志及其行为为切入口，以社会视域为评价视域，旨在评价译者行为和译文质量、译者行为和社会服务等双边关系的描写性，批评性和框架性翻译理论体系，得到译届的普遍认可和应用^[5]。”

“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框架式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新阶段的核心理论框架，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和有效性，适用于文学典籍翻译批评与分析^[6]。该体系主要涵盖三个维度：“文本-语言视域”（文本维）：聚焦文本内部语言符号的转换逻辑, 解析词汇、句式、修辞等语言要素的转译策略；“行为-文本视域”（行为维）：以译者行为为切入点, 考察其在文本重构过程中的思路选择、动机导向与方法运用；“行为-社会视域”（社会维）：将译者行为置于社会历史语境中，探究其与特定时代文化需求、意识形态及历史脉络的互动关联。

“文本-语言”视域描述“什么原文和什么意义在译文上得到了怎样的反应；关键词为“原文、译文、意义、忠实”；评价路径为“以求原文语言意义为中心，求语言之‘译’，分析译文的‘忠实度’。在这一视域关注的是文本承载的语言意义，翻译标准，翻译策略等，多通过译文和原文之间的对比使有关侧面得以凸显。该视域局限于语言维度，围绕译者的语言性和原文的“意义”做文章^[7]。本文主要从“文本-语言”视域下观察译者行为。语言层面关注译者对词汇翻译、句式选择，以便聚焦语言符号的“形式转换”， 判断对应译者对“原文语言结构的忠实度”的行为选择；文化层面关注意象翻译以及文化信息处理，因为意象与文化聚焦符号系统的“意义传递”，判断译者对“原文文化内涵的等效性”的行为调试。

4 案例分析

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选择与运用应该在深刻把握有关概念，以及基于语符转换机制的基础，才能正确传递出原文本的含义与意图。其对译文质量和文化传播效果起着关键作用，致力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对于蓝诗玲版《祝福》的翻译研究，剖析其采用的翻译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4.1词汇选择：文化负载词的文化阐释与语义重构

“文化负载词”，又称“文化专有词”或“词汇空缺”，指原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语^[8]。在词汇选择上，译者对文化负载词进行语义显化与身份重构。译文展现了文化阐释、语义显化和身份重构的特征，填补了文化认知的空白，兼具跨文化适应性。

例1：

原文：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

译文：Everyone called her Xianglin’s Wife. Though no one never asked her what her surname was, it was probably Wei, as she had come from the village of Weijiashan-literally the ‘Mountain of the Wei Family’, where everyone shared the clan surname.

首先对地名文化补偿，将“卫家山”译为“Weijiashan—literally the‘Mountain of the Wei Family’”，通过音译+释义策略，既保留源语文化符号，又以破折号补充其含义，解释地名与姓氏的关联性。另外，对中国的“宗族制度”进行显化处理，增译“where everyone shared the clan surname”，点明“同姓聚居”的宗法传统，将原文隐含的社会规约外显化，此举主动填补目标读者对中国宗族文化的认知空缺，使“姓卫”的推论合理化，符合“归化翻译”的读者接受导向。但是将“祥林嫂”译为“Xianglin’s Wife”虽保留从夫称谓的结构, 但英文中“wife”作为独立身份指称时，易被误读为“祥林的妻子”而非“失去本名的他者符号”，弱化了原文对女性依附性社会身份的讽刺。

在本句中，译者将目标语读者不熟悉的“卫家山”等地名的处理，既通过音译+释义、增译策略显影宗族制度、补偿地名文化内涵，又因“wife”指称存在女性身份依附性讽刺弱化的局限。译者通过文化阐释和语义重构积极搭建跨文化桥梁，但过度阐释暴露出在“可读性”与“忠实性”之间的失衡，本质是译者在“语言符号忠实”与“文化认知适配”间的行为选择，部分消磨了原文对“个体无名化”的批判力度。

4.2句法规范：从意合逻辑到形合结构的符号转换

中文与英文在语言特性上有明显的不同：中文以语义为核心，注重意合，句子常通过隐性语义关联实现表达；英文则以结构为骨架，强调形合，需借助显性语法标记如主谓结构、连接词、时态语态等构建完整句式。这一差异决定了翻译实践中的策略侧重。在生成英文译文时，须以语法结构为导向，通过补全主语、添加连接词、调整时态等手段，确保句式符合英语的形合规范，实现语义的清晰传递与逻辑的严谨自洽。

例2：

原文：她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译文：A bamboo basket in one hand contained a cracked, empty bowl; the other hand grasped a tall bamboo staff, split at the bottom. She had obviously become a beggar.

原文的并列短句铺陈画面“手提竹篮…空的；拄着竹竿…下端开了裂”，通过主谓框架“A bamboo basket... contained...;the other hand grasped...”将零散意象整合为完整句，适应英语的形合逻辑，避免碎片化歧义。另外，将“下端开了裂”译为后置定语“split at the bottom”,符合英语“中心词+修饰语”的空间描写习惯。但译文省略比较结构“比她更长”用“a tall bamboo staff”替代“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消解了“竹竿”与人“物的身体”的对比，弱化“物化”象征—乞丐身份连“竹竿”都不如的荒诞性。

蓝诗玲的译文通过句法重构平衡了目标语规范与文学性表达，但亦存在语义弱化的问题。蓝诗玲通过句法调整提升译文的可读性，但过度追求语法完整性与修饰逻辑，导致原文意象并置的文学性被稀释。这种“牺牲诗性以换取明晰性”的抉择，体现了译者在 “形式忠实”与“读者导向”间的策略性妥协。

4.3意象重组：静态到动态的视觉化转译

“文化意象是蕴含文化意义的意象，它是在一定文化环境下生成的一种文化符号，具有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和很强的语境适应性^[9]。”中国诗歌中意象是重要元素,作者们灵活地运用各种本土化的意象传情达意、营造意境，增强含蓄美与感染力。也能塑造氛围、刻画人物，让情节更具画面感与深度。

例3：

原文：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

译文：She wore a black skirt, a blue jacket and a lighter blue waistcoat, her hair tied up into a bun with a white cord.

译者将原文并列的静态服饰描写“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转化为动态穿戴动作“She wore... her hair tied up”，通过先衣裙后头饰的主次分层适应英语“整体到局部”的视觉认知逻辑，增强画面感。但原文“乌裙”与“白头绳”并置，暗含丧服符号系统。译文仅保留颜色直译“black skirt”和“white cord”，未通过注释或语境补充其丧俗关联,削弱服饰的悲剧隐喻功能，导致文化含义的流失。

蓝诗玲的译文通过色彩意象重组人物形象，但部分弱化了原文的文化修辞意蕴。蓝诗玲以归化策略重构色彩意象，通过视觉逻辑显化提升目标读者的代入感，却因文化符号阐释不足与句式主客关系转换，导致原文“服饰即命运”的修辞深度被部分遮蔽。这种“以可读性置换文化厚度”的选择，折射出跨文化翻译中修辞再生的伦理困境。

4.4文化阐释：填补认知空白与守护文化独特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中处处呈现或隐或现，半隐半现的文化现象，这就是所谓的“文化信息”。要理解这些文化信息，就要进行文化解码；很显然，如果不能解码或者解码出错，就不能准确的理解原文^[10]。

例4：

原文：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是在天空中也显出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

译文：It’s the end of the lunar year-the end told by the old and not the Western calendar-that brings a year to its proper close, as villages, towns, even heaven itself mark its approach. Flashes of lightning through heavy, grey evening clouds are answered by the dull explosions of firecrackers, bidding farewell to the Kitchen God as he departs for heaven to make his annual report on mankind. Close by, the blasts have an ear-splitting ferocity, the faint smell of gunpowder hanging in the air before the noise has died away.

译文以“the old and not the Western calendar”明确区分农历与公历，凸显“旧历年底”作为中国传统时间坐标的文化独特性，避免西方读者将“年底”等同于公历年末，守护了地域文化的时间标识，维持了“旧历”的文化定位。此外，“送灶的爆竹”译为“firecrackers, bidding farewell to the Kitchen God as he departs for heaven to make his annual report”，在保留“灶神”形象的同时，补充其“上天汇报人间善恶”的职能，以功能阐释帮助西方读者理解这一民俗活动的文化意义，避免因文化陌生导致的意义断裂。但是一文中“Kitchen God”虽点明身份，却丢失了中文“灶神”作为家庭守护神的文化深意，如掌管饮食、祸福，民间祭灶的祈福心理，仅保留“汇报”的功能性描述，削弱了民俗背后的信仰体系与情感联结。

译文中蓝诗玲通过历法区分与习俗注解，保留了中国农历新年的独特性。在处理文化元素时，蓝诗玲展现出译者行为的双重性：一方面通过历法对比和习俗功能注释，主动显化中国传统时间观与民俗逻辑，填补西方读者的认知空白，守护文化独特性；另一方面，简化“灶神”的文化内涵为单一功能性符号，剥离其作为家庭守护神的情感联结与信仰体系，反映出在“可读性”优先原则下，对深层文化肌理的选择性舍弃。这种策略平衡了文化传递的“辨识度”与“可接受性”，却也弱化了原文中民俗所承载的复杂社会心理。

5 结语

在“语言-文本视域”下，蓝诗玲英译《祝福》的译者行为集中体现为通过语言策略重构文本意义，在文化阐释与形式适配中寻求平衡，却也因策略选择导致部分文本意图的偏移。译者的语言-文本策略以归化为主导，通过文化阐释、句法规范和意象重组提升可读性，却在不同程度上弱化了原文对封建性别压迫的批判力度与文化符号的深层意蕴，折射出跨文化翻译中“忠实性”与“可读性”永恒的博弈张力。

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文化立场的表达。蓝诗玲作为西方译者，其策略选择折射出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学的“他者化”解读倾向与文化过滤机制。本土译者可从中汲取经验， 在处理类似题材时强化文化主体性，通过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复合策略，更主动地传递中国文学的思想特质，推动跨文化对话从“单向适配”走向“双向阐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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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坚定.《祝福》5个英译版的文化专有词对比研究--基于语料库的语篇分析[J].中国翻译,2018,(01):63-68.

[5]方梦之.中国译学话语：建构与阐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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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包惠南,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04.

[9]刘宓庆.文体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9.

作者简介：李君芳，女，汉族，河北唐山，华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笔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