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叙事是人们认识世界最基本的方式之一，它最初只是作为一种技艺运用于历史学、文学等学科领域。中国的叙事相较于西方的叙事方式，起源于历史文献典籍，随着文献记载的过程慢慢累积了叙事技术与思路。中国一直以来是个重历史的文明古国，因而有着较早的叙事技术，为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保留了巨大的文史力量^[1]。《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性的著作，信息量大，结构完备，影响深远。《史记》所叙之事文情生动，故具有创新的美学力量。

1.叙事抒情

无可质否，《史记》的抒情性独具人文艺术特点。这来源于作者司马迁自身的感情经历和叙史技能。在阅读《史记》的过程中，读者们不仅能够读到的历史事象本身，还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历史温度，人文气息，从而获悉史传人物的内心世界。

《史记》善于利用景物描写烘托情感，例如《史记·项羽本纪》中作者借助具体的景物描写，营造了凄凉悲壮的气氛。司马迁并没有直接说项羽此时此刻的情绪，但是借助景物的描写，如楚歌婉转、战马长嘶来充分表达了项羽内心的悲痛和无奈，这就是借助景物描写来表现人物的一种手法，让读者通过文字陷入画面之中，感受历史人物的鲜明的性格与丰富的形象。

《史记》通过语言的对话，行为的变化，心理活动的波动阐述了情感的丰富。《史记·项羽本纪》中就通过项羽激昂的歌声来诉说内心对事业失败的苦楚与对爱情走到尽头虞姬之举的情谊触动之深。这样直接性的抒情形式会使角色的情感清晰且强烈，使读者能透彻地感受历史人物的心理，并感受到在不同的历史转折点上，英雄人物们的行为抉择的震撼。

司马迁惯以比较、陪衬来提高事件的情感张力。在叙写历史事件时，司马迁往往使用人与人之间的语言和行动的比较来突出某个角色的性格特点^[2]，比如在描绘项羽的英勇威严时，就用别人的胆怯退缩来做陪衬和对比来突出项羽的勇武。这样会让历史人物的情感更为丰富和立体。

叙述语言的多样化对于《史记》的感情流露具有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3]。司马迁不仅以笔下细腻的人物感情描写与感情交流为特点，呈现出阴柔之美，也充满刚性和豪情的展现大历史空间与战争场面，呈现出阳刚之美。语言风格的多样化造成了《史记》感情流露中的内容深度和广度。

在情感方面中文字的渗透，多体现在司马迁个人的生命观以及看待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的观念里。司马迁的“勇”观念不仅仅是死以明志的勇气，更重要的是在逆境中坚持真理和信仰的勇气。这种生命观、生命价值观体现在《史记》中，使这部传记文学能够传情之外，更传播着一种生气盎然的乐观精神状态和精神价值。可以说，《史记》在这方面文学表现已臻其极致。通过景物描写、直抒胸臆、对照映衬等多种手法，描绘出历史轨迹上不同人物所展现的丰富内心和情感世界，既使读者欣赏到史的精彩，又使读者读到人性之美及那种生命的张力。

2.叙事立场

作为一本历史著作，《史记》最主要的记录视角是史官式的，需要态度严肃的对待历史。《史记》以一种认真的态度与客观冷静的情绪和态度解读历史记录的主体倾向性信息^[4]。春秋时代，由于各派学术为推广自己的思想，惯于在历史事件记录中插入自说己话的陈述或夸张渲染言辞，常常将历史记录得云雾缭绕、矛盾百出、虚幻多端。但司马迁提出“必考据于六艺”“折中于夫子”，他会根据这些标准辨别各类著作的内容真伪。同时，司马迁不囿于此，他又对各种类型的经典和非经典的历史文献进行梳理加工，有时也会添加一些新的知识和见解。这个过程不仅在文字上作考证，更重要的是，司马迁亲入现场考察，这样就会使得收集到的信息得到核实，提高了《史记》的历史记录准确性和可信性^[5]。

例如，在描绘汉朝统治者优良形象的同时，司马迁也勇敢地揭示了汉朝统治阶层背后不为人知的阴暗面，披露了他们“恶劣”的非“崇高”本质。譬如，在叙述汉朝创立者刘邦时，司马迁既记录了他纳谏的智慧与善于用人的才能，也描述了他的地痞气质和流氓行径；而在描写当时的君主汉武帝时，司马迁同样既记录了他的雄才伟略，也指出了他施政的弊端和内心的阴暗。可以说，在编撰《史记》并讲述历史故事的过程中，司马迁完美地继承和坚守了“真实记录”的准则。

3.叙事结构

司马迁，这位卓越的史学家，跳脱了常规的历史编纂范式，勇于革新。他采用以人物为核心的编史手法，构筑起独特的纪传体叙事模式^[6]。在层次分明的结构中构建秩序感，在传记的发展中寻找人物个体的志向发展和心迹变化。可以说，将《史记》的叙事结构划分为两大体系：宏观的大体系和微观的小体系。在“本纪”中详尽记录了帝王的生平，以“世家”记录诸侯国的兴替，用“表”梳理时代的重要事件，以“书”深入剖析各类制度，而“列传”则聚焦于人物的生涯与成就^[7]。创新性的篇章布局为繁杂且缺乏条理的古代史搭建起了一个严谨而有序的叙述结构。以个体叙事为重点的传记不仅文体条理分明，事件层次划分鲜明，更是有效地将人物的多维形象栩栩如生的展示在了读者的眼前。具体来说，司马迁通过细致安排登场人物的次序，以及巧妙布置故事情节的波澜与巅峰，使得全书既保持整体的统一性，又不失各个部分的独特性。这样的结构安排，既帮助读者条分缕析地把握历史事件的脉络，又能让他们深切体会到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内涵。

不仅如此，《史记》在布局人物传记时，还格外重视构建框架的逻辑性^[8]。这一特质在三个层面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相互参照、均衡布局与鲜明对照。这些设计使得各篇章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互为补充，相映成趣。在功能层面，“本纪”不单是全书的枢纽，也构成了整部历史叙述的根本。它不仅展现了作者对于天命与人世、历史演变的深刻洞察，也潜藏着整部书的叙事结构与逻辑。在人物谱系上，《史记》涉猎了从皇室贵族到世家大族，直至平民百姓的广阔领域。这种多维度的刻画手法，使得历史呈现得更为立体和深邃，全方位地展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维度。这种叙述手法，不仅具备高度的归纳性，也让历史的叙述显得层次分明，富有深度。

4.叙事顺序

《史记》在人物传记的撰写上，呈现出其独树一帜的技巧与智慧。它以年代为线索，巧妙地将一系列史事连贯起来，每个章节都明确地刻画出事件的起承转合，形成了连贯的历史流程。譬如，《史记·项羽本纪》起始于项羽的少年求学历程，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铺陈了他在会稽起义、巨鹿战役、鸿门宴及垓下之战等关键史事中的举措，直至其悲壮的乌江自尽，全方位地描绘了项羽那富有传奇色彩且充满悲剧的一生。此外，《史记》在记录时，尤其重视对确切日期的标注，如《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对霍去病生平重要节点的精确时间记录。这种依照年代序列叙事并精确标注时日的做法，不仅让史事的展现更加明白晓畅，也便于读者更深刻地认识并体会历史人物的一生。借助这种方法，《史记》成功地以鲜活、细腻、逼真的笔触重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和深刻的思考^[9]。同时，《史记》此种独特的叙事风格对后续的历史编纂领域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作用，成为后人研究历史的重要基石与参考。

在《史记》这部著作里，司马迁不仅依照年代序列编排了历史篇章，更巧妙地融入了多变的叙事手法，令历史叙述更具吸引力^[10]。他巧妙运用倒叙、插叙、预叙等叙事策略，为故事增添了层次性与悬念感，进而深入展现了历史的深层次脉络与人物的命运轨迹。《史记》亦频繁运用补充叙述，以补充故事的结尾或提供更为详尽的背景资料。这种补充叙述通常位于传记的结尾部分，为读者呈现了额外的情节与细节，进一步丰富了故事的完整架构。

5.叙事取材

司马迁作为史官，其独特的“史官立场”在《史记》的编纂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使得该书的史料选择和叙事素材呈现出显著的客观性特征^[11]。司马迁曾广泛游历天下，搜集古代诸侯国的史记资料；其次，他通过实地考察和交流，搜集了人物的趣闻、民间故事、俗语歌谣、历史遗址、文化遗产、地理景观以及民俗风情等，例如向孔安国请教古事等活动；再者，他的叙事素材来源于个人经历和直接接触，比如他亲历的封禅仪式，以及与贾嘉、冯建等人的交往经历等。综上所述，司马迁的史官立场所蕴含的“实录”精神，他力求选择那些直接承载或经历过历史的人、事、言作为叙述的依据。

通读《史记》全书，不难观察到其叙述内容中充斥着诸多异于常规的奇闻轶事^[12]，例如在《秦本纪》记录的女修吞食神鸟之卵产下大业的传说。这些传说往往源自于司马迁对《尚书》和《诗经》的引用，有的或许来源于民间故事，或是古代文献的记载。司马迁将此类神话与传说融入《史记》的叙述，是为了隐晦地向读者透露特定的政治宣传意图。他对神话传说的筛选和运用，并未违背其实事求是的编纂原则。神话和传说的取舍，体现了司马迁作为史官在叙事时所做的严谨考量，从而使得《史记》在史料选取上展现出一种全方位的客观性^[13]。

6.叙事语言

在叙事语言上，《史记》的文学造诣无疑攀登了艺术的高峰。细究其语言特色，它以平实无华、洗练精炼而又饱含情感的语言，把复杂的历史故事和人际脉络刻画得清晰易懂^[14]。此外，该书融入了大量的诗歌、民间歌谣以及俗语，极大地提升了其艺术表现力和情感传达力，使得全书洋溢着浓郁的文学韵味和人文气息。就像在《史记·项羽本纪》篇章中，在作者细腻又不失传神的笔触下，勾勒出项羽这位历史人物英勇壮烈的一生。在项羽的勇武方面的表达上，采用了传神的比喻和恢弘的排比样式，使得读者身临其境如亲临沙场，感受着这份英勇的雄风和那股一往无前的魄力。而在转向对项羽的骄傲与固执的性格表达上，司马迁则是通过语言对话和心理活动的描写，精心刻画其内心世界，展现了项羽的孤勇、高傲的心，预示了他最终的悲剧结局，使得读者深刻的对这位楚地英雄产生了情感链接与内心共鸣。综上，司马迁通过他独有的细腻心思和文学素养带来的生动的叙述技巧，把征战的激烈和人物内心的挣扎变化呈现得栩栩如生，带领读者如同穿越般感受那个充满变革的时代。

7.结论

作为一部内容广博、思想深远的史学巨著，《史记》独特的叙事方法以及严密的组织体系，反映了作者对历史全局的深刻理解力。从资料的综合性与观念的前瞻性这个角度来看，司马迁充分的展现了其对历史微末之处的精确把握和对时代脉搏的敏感洞察。《史记》不仅体裁完备，而且内容丰赡，汇聚了古今文献的精华，可视作一部包罗万象的中国古代史书。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形式的角度看，《史记》都标志着历史编纂学的一次飞跃，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史记》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创作影响深远且广泛。

参考文献

[1]朱露川.论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中的“叙事”[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7(05):123-129.

[2]代莉莉.《史记》、《汉书》的叙事研究[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3):53-55.

[3]李红岩,陈莹.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求真的内在张力——以《史记》的叙事为中心[J].史学月刊,2014,(03):96-105.

[4]可永雪.论《史记》在叙事上对《左传》的继承和发展[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1):57-64.

[5]杨丁友.《史记》历史叙事虚实艺术论[J].学术论坛,2009,32(04):167-170.

[6]刘宁.历代《史记》叙事研究综述[J].江淮论坛,2006,(03):170-175.

[7]仲斐.《史记》的叙事风格研究初探[J].新楚文化,2024,(17):17-19.

[8]张桂萍.《史记》与中国史学的实录传统[J].学习与探索,2004,(01):118-124.

[9]张桂萍.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史识——读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J].古典文学知识,2008,(01):71-79.

[10]李树玲.刍议《史记》中的叙事谋略[J].文学界(理论版),2011,(04):45.

[11]刘宁.论《史记》的叙事风格[J].唐都学刊,2009,25(04):29-33.

[12]王渭清.略论司马迁的好奇与《史记》叙事之奇美[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2):16-18.

[13]吴宗杰,余华.《史记》叙事范式与民族志书写的本土化[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3(01):70-77.

[14]杜朴.《史记》的叙事艺术刍议[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05):106-107.

作者简介：陈嘉夷（2003--），女，汉族，澳门科技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