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金山勇士》是一部描绘19世纪华人移民赴美经历的小说，其叙事视角独特，文化意涵深厚。小说通过讲述一群华工漂洋过海赴“金山”（旧金山）谋生的历程，展现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奋斗与困境，以及中西文化之间的张力与融合。这一题材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文化边缘性，使作品在表现早期华人群体身份建构、族群认同和跨文化冲突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小说虽以华人为主角，却最初以英文出版，其文本形态本身即具备跨文化叙事的基因。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文化符号及历史记忆，既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历史印记，也是对中国人“他者化”经验的文学见证。这些文本特征决定了其“回译”至中文语境时，必然涉及身份、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再解读与再建构。

在此语境下，回译不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文化重构的重要实践。当该小说被“回译”回华语世界时，译者的选择和取向便不仅仅关乎文本本身，更体现出对文化归属、读者期待以及跨文化传播策略的深层回应。文化回译在此过程中扮演着桥梁角色，它使目标文化的读者能够从“第三视角”理解和反思自身文化的他者呈现，从而实现文化的再认知与自我定位。因此，本文选取肖锁章的中文译本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回译中文化语境的重构过程，探讨译者如何通过还原式与建构式的策略，调适中西文化语境之间的落差，化解潜在的语义偏差与认知阻隔，从而赋予该文本以新的文化生命与传播张力。

1 文化语境

多年来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文化语境进行了大量研究。作为语言使用和功能研究的关键范畴，文化语境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它是指“语言运用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知及社会心理等”。这一界定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语言的孤立分析，揭示了文化负载项的语义本质：它们不仅是语言符号，更是历史记忆与集体认知的编码载体。语言使用与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紧密相连，这揭示出语言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深植根于其所处的文化土壤之中。语言表达承载着特定的历史文化记忆、反映着独特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同时还受到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

“文化语境是社会结构的产物,是整个语言系统的环境。具体的情景语境则来源于文化语境”^[2]。文化语境并非零散的文化现象堆砌，而是由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制度规范、历史传统等深层结构所形塑的认知体系。正如黄国文所说:“每个言语社团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社会规约、思维方式、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这种反映特定言语社团特点的方式和因素构成了‘文化语境’”。作为社会结构产物，文化语境既是语言系统的宏观环境，也塑造言语社团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它是由言语社团的历史文化、社会规约等要素构成，具群体性与独特性，通过情景语境实践传承，体现宏观与微观的动态互动。

美国社会学家拉波夫说:“在语言的社会环境中研究语言”,这样才能逐步深入地揭示语言变异及其社会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了解人们的语言行为如何受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语言与文化语境的共生关系进一步凸显了文化语境的重要性。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其镜像。它依存于文化并受其滋养，因而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语言必然承载独特的社会文化印记。文化语境不仅是语言使用的背景，更是意义生成的核心机制。这一特性决定了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必然受到文化语境的影响，深入理解和把握文化语境都是实现语言准确理解与有效运用的必要前提。

2 文化回译与文化语境重构

“文化回译”指的是将用A语书写或叙述的、发生在B语文化语境中的故事重新翻译为B语言的过程。这种回译不仅是一种语言的复现行为，更深层次地涉及文化视角的转化与回归。文化回译要求译者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充分考量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差异，构建出能够被目标语受众接受且具备原文化意涵的译文。从本质上看，文化回译是一种文化维度上的再现，其核心在于揭示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之间多维度的互动关系，包括政治、历史、意识形态等层面。通过文化回译，目标语文化中的普通读者即便不具备外语能力，也能通过翻译文本这一“文化镜像”更直观地理解异域文化如何观察和解读本民族文化，从而在“他者视角”中获得文化认知的深度反思。这种文化反观不仅促进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也促使跨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更具自省性和批判性的阶段。

从理论角度看，文化语境的解构与重构构成了文化回译实践的基础。正如韦努蒂所指出，翻译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语境解构与再构的双重运动。戴维斯进一步强调，译者与原文作者在时空与社会背景上的“延异”关系，使得翻译注定是一种语境再建构的行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在准确理解原文语义、语用与文化蕴含的基础上，结合目标语读者的文化期待与认知模式，进行语言与文化层面的重新建构。温爽与翟恒认为，译者必须深入思考目标语言文化中的习俗、隐喻、价值观等要素，并据此创造性地重构文本，方能确保信息的有效传递与文化意义的顺利达成。例如，翻译中国文学中的“江湖”一词，必须既保留其在中国文化中的武侠语义，又通过语境重构使其在英语读者认知框架中具备可理解性。这种翻译策略反映出文化重构并非替换或转述，而是对两种文化语境之间深层对话与意义协商的体现。

文化语境重构之所以重要，源于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在历史积淀、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认知模式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这些差异赋予语言以不同的文化含义，使得某些词汇在源语中带有独特的象征意义，而在目标语中却可能被误读或失真。例如，“individualism”在西方文化中代表个体自由和独立，但在汉语语境中常带有负面的社会评价；“红色”在中国象征喜庆，而在西方婚礼中则代表禁忌；“龙”在中国象征权威吉祥，但在西方文化中却是邪恶与破坏的象征。这些文化语义差异使得语言层面的对等几乎无法完全实现，因此翻译者在文化回译过程中必须承担起文化意义的调和与再造任务。正如梁志芳所强调，文化回译应在“双重语境化”的视野中展开，既要分析源文本在原文化中的生成逻辑，又要在目标文化中考察其传播与接受机制^[6]。这一视角的建立有助于解决因语境错位而导致的理解障碍，从而提升文化信息的传递效度。

在具体操作中，译者的工作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文化立场与话语策略的精细调节。文化回译的目标不仅在于还原原文的文化功能，更在于确保目标语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其内涵，促进源文化与目标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这一过程需要译者解构原文中所隐含的文化视角，并结合目标文化的历史、社会与心理背景对其重新建构。在方法路径上，这种文化语境的还原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还原式回译，强调尽可能忠实呈现源文化元素；另一种是建构式回译，侧重在理解基础上对文化意象进行重构^[4]。前者要求译者对源文本文化背景有深入认知，后者则要求译者在目标语语境中创造性地设计等效表达，最终实现文化间真正意义上的理解与共鸣。

3 《金山勇士》中的文化语境重构回译策略

在《金山勇士》这部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汤亭亭以家族四代男性在美国的奋斗史为叙事主线，完成了对美国华人历史的文学重构与文化再现。作为一部用英语创作的中国题材作品，该小说在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其汉语回译过程必然涉及文化归属的重新确认。根据谭载喜的回译策略框架，“文化回译”可采取“还原式回译”与“建构式回译”两种策略，前者注重文化本真性的恢复，后者强调文化适应性的建构^[4]。本文将以肖锁章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文化语境重构的理论视角，分析译本在回译策略层面对源文本文化意象的处理，从而实现中国文化的回归。

3.1还原式回译.

还原式“文化回译”,“即:忠实地还原A语源文本所书写或叙述的B文化形象,该形象或符合或不符合B语读者的接受期待”^[4]。还原式回译强调尽可能忠实还原源文本中的文化元素，尤其是那些原本属于目标文化但被外语（A语言）表述的内容，它适用于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内容和信息，例如术语、典故、口号等。《金山勇士》中采用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并基于历史文献资料进行个人思考。因此，译者在处理这些文化负载项时，应查阅相关资料考证信息来源，以确保事实表述的准确性。如下例所示：

原文：He (Ah Goong) scooped up party on the way out. He went to the girl’s house. He tucked red packets of money in her faded shirt, no special red dress for her today, no new red jacket, no tiger shoes nor hat with eight boy dolls for tassels.

译文：他 (阿公)怀揣着满月宴席上的食物,径直向小女孩家走去。他把红包塞在她褪色的衬衫里，今天也是满月的她没有新做的红裙子，红上衣，也没有虎头鞋和饰有八个娃娃的红缨帽。

满月礼作为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家族对新生命的祝福与期许。在中国传统习俗中，婴儿满月礼涉及一系列仪式性行为，包括穿新衣、戴吉祥饰物、赠红包等，以祈求孩子健康平安。因此，译者在本句的翻译中，“red packets of money”还原回译为“红包”，而未译为“礼金袋”，既保留了源语的文化意象，又确保中文读者能准确识别其民俗内涵。虎头鞋是中国传统婴童服饰的典型代表，尤其在北方地区，新生儿满月时穿戴虎头鞋的习俗至今仍存。虎是英勇刚正的化身，且虎的额头有像“王”字的花纹，自古以来受人崇敬和喜爱”^[11]。译者将“tiger shoes”回译为“虎头鞋”，而没有译为“老虎鞋”，不仅精准还原了其工艺特征，即绣虎头而非全身虎纹，还激活了中文读者的文化记忆。本句还原式回译通过文化意象的创造性转换，重构了一个中国传统生育礼俗的文化语境。在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中，红包不仅是金钱馈赠，更象征着长辈对孩子的祝福与庇佑，而虎头鞋有着驱邪祈福的文化价值，更是寄予对孩子健康成长的期望。这种处理方式不仅确保文化专有项的准确性，使译文既符合中文读者的认知框架，还再现了满月礼的仪式感，维护了民俗文化遗产的本真性。

原文：The father, who was traveling with the adventures of Yüeh Fei, the Patriot, in six volumes, read aloud the part where Yüeh Fei’s mother carved on his back four words: FIRST—PROTECT MY NATION.

译文：父亲出门时带着六卷本的《岳飞传》,他就把岳母在这位爱国英雄岳飞背上刺上“精忠报国”的故事念给他们听。

本句描述的是父亲为他所教班级的孩子们朗读《岳飞传》中岳母刺字的情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岳飞作为民族英雄的形象深入人心，而“岳母刺字”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成为忠孝文化的典型象征。译者将“FIRST—PROTECT MY NATION”还原式回译为“精忠报国”，没有直译为“首先—保卫我的国家”，而是选择这一历史典故的标准表述，不仅保留了原文的历史信息，更确保了中文读者能够立即识别这一经典文化符号。“精忠报国”作为岳母刺字的经典表述，来源于《宋史·何铸传》：“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12]。后世演变为“精忠报国”，成为岳飞精神的核心。在封建社会的价值体系中，“精忠报国”承载着特定的伦理内涵：“精忠”体现了儒家“忠”的伦理要求，强调对君主的绝对忠诚。“报国”则融合了“孝”与“忠”的双重要求，将家庭伦理扩展为国家义务。通过使用“精忠报国”这一表述，精准再现了封建时代“家国同构”的思想特征，实现了多重文化语境的重构，即不仅准确还原了岳母刺字的典故原型，还再现了封建时代的价值观念。通过这样的还原回译，作品成功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使读者能够自然地进入文本所营造的时代氛围。

3.2建构式回译

建构式“文化回译”,即:源文本内容或形象被重构。文化回译常因 B 语文化、政治因素的影响，导致源文本中的 B 语形象被偏离或篡改，使读者对 B 语国家、民族、文化共同体及其成员的想象与预期一致。这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对源文本中的文化内容或形象进行重构。例如，当一部反映异域文化的文学作品被译介到B语社会时，译者或出版机构可能对其中的人物形象、历史事件、价值观念等进行筛选、改写甚至重塑。《金山勇士》中涉及中国的科举考试、私塾的体罚、华人的结婚等文化内容，译者肖锁章在回译中采用了建构式回译策略完成对源文本文化语境的重构，第一章的典型案例即可说明这一点。如下例所示：

原文：They administered what Tu Fu called “the beating by which he remembered his guilt.”

译文：他们严格遵循着“不打不成器”的古训^[13]。

本句描述的是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父母惩戒孩子犯错的场景。译者将“the beating by which he remembered his guilt”建构式回译为“不打不成器”，没有直译为“让他记住罪过而责打”，而是选择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教育谚语，将西方个体主义的罪责认知转化为中国集体主义的教育形象，再现了封建时代“严师出高徒”的教育观念。“不打不成器”的文化渊源来源于《礼记·学记》：“玉不琢，不成器。”这一表述将惩戒教育合理化，赋予其“成器”的正面价值，体现了封建家长制下的教育权威，构建了体罚-成才的因果关系。“beating”与“remembered guilt”的关联，对应中国传统教育中体罚作为道德规训手段的文化逻辑，该俗语隐含的教育功利性与封建文化中望子成龙的心理契合。通过这一俗语，让汉语读者直观联想到私塾教育的体罚制度，封建社会“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思想，以及儒家“严慈相济”的教育理念，从而实现教育观念的本土化重塑，成功唤醒多重文化记忆。这种建构式回译不仅建构了源文本的本来面目，即封建社会的教育观念，更通过语言层面的再创造，使目标读者能以熟悉的文化框架理解“他者”的历史实践。

原文：He had to stand on a chair to write so big, “playing with big words” like the nine-year-old Tu Fu, who wrote enough words “to fill a hard-bottomed bag.”

译文：他得站在椅子上才能写出那么大的字来，像九岁的杜甫一样“九岁书大字，有作成一囊”^[13]。

源语中“playing with big words”意为“玩大字”，“to fill a hard-bottomed bag”指“写满一个硬底袋子”，但结合“Tu Fu”（杜甫）的引用，可知其指向中国古代文人“年少有才”的典故。译者未直译其行为，而是建构式回译为“九岁书大字，有作成一囊”七言短句，化用自杜甫《壮游》诗中“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成功将现代英语表达转化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文表述。译者通过“九岁”“书大字”等表述，保留了源语中年龄以及书写行为的核心信息，同时借助杜甫的历史形象，间接传递了源文本对“文人典故”的引用意图。“有作成一囊”中的“囊”在中文里作为“装书容器”的意象，与源语“袋子”的物质形态形成功能上的对应，确保了文化符号的本真性。若直译为“玩大字”“装满硬底袋”，不仅破坏原文的文学性，也会让目标读者无法理解其文化寓意。这种建构式回译是对“他者”文化视角的批判性吸收与创造性转化，既认可源语中以杜甫为符号的年少勤学文化逻辑，又通过目标语的文学传统将其转化为更具亲和力的表达形式。译者不仅借杜甫典故强调书写行为的文化意义，更通过语言层面的韵律化处理，使中文读者能以熟悉的文化框架理解“他者”的历史实践，与其期望值保持一致。最终在保持文化本真性的同时，让目标读者既能联想到杜甫的文学形象，也能透过文字感知封建社会中知识改变命运的普遍文化心理，从而完成对源文本文化语境的深度重构。

结语

本文以汤亭亭的《金山勇士》及其中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文化语境重构的理论视角，系统考察了华裔文学作品回译过程中的策略选择与文化调适机制。研究表明，肖锁章译本通过“还原式”与“建构式”回译策略的有机结合，成功实现了中国文化符号的回归与重构。本文揭示了文化回译这一特殊翻译现象中“双重语境化”的运作机制：译者不仅需要解构源文本中隐含的西方文化视角，更要结合中国历史文化语境进行创造性重构。这一发现为跨文化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也为华裔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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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汤亭亭.肖所章[译].中国佬[M].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作者简介：刘东彪, 男，汉族，河北沧州，华北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英语教育政策、英语教学、翻译理论与实践。本文通讯作者。刘娜娜，女，汉族，四川广安，华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英语笔译。

基金项目：华北理工大学重点科研项目“中华文化回流外译中翻译策略与规范研究”(ZD-RW-202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