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自然的时空与内战创伤:扬·阿尔贝理论视域下的《马里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
摘要
谢汉·卡鲁纳蒂拉卡(Shehan Karunatilaka)的布克奖获奖小说《马里·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以斯里兰卡内战为背景,通过亡灵视角构建了一个颠覆现实逻辑的死后世界。本文运用扬·阿尔贝(Jan Alber)的非自然叙事理论,聚焦小说中物理或逻辑上不可能的非自然时间(模糊时序、平行时间、倒退时间)与非自然空间(“签证处”“中间地带”“光之国”“档案室”),揭示其如何解构线性时空认知,从而展现对战争暴力、历史真相被遮蔽以及和解话语虚伪性的深刻批判。小说中马里最终拒绝“光之国”的遗忘式救赎,选择“助人”的行动路径,构成了对个体伦理、历史责任与记忆主体性的再申明。引言
谢汉·卡鲁纳蒂拉卡的小说《马里·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以1980年代斯里兰卡血腥内战(1983-2009)为历史背景,讲述战地摄影师马里(Maali)死后灵魂游荡于一个佛教色彩浓厚的“死后世界”,在七个“月亮”内探寻自身死亡真相、未竟事业(揭露战争罪证)与存在意义的故事。小说采用亡灵第一人称视角,构建了一个彻底颠覆现实物理与逻辑法则的叙事世界。扬·阿尔贝的非自然叙事理论为解读此类“不可能世界”提供了关键框架。阿尔贝将“非自然”定义为“物理上或逻辑上不可能”的叙事元素,它们迫使读者进行认知重构,并常服务于特定的主题功能(Alber, 2016)。传统的创伤叙事多借由现实主义结构还原痛苦,而卡鲁纳蒂拉卡却通过“非自然”的死亡状态与“超现实”叙事逻辑,完成了对死亡经验与记忆危机的双重书写。本文以扬·阿尔贝提出的“非自然叙事”理论为工具,聚焦小说中的非线性时间结构与异构空间建构,剖析文本如何通过“不可能”的叙事方式揭露历史中的暴力遮蔽,构建记忆的抵抗性伦理。
1.非自然时间:创伤的解构与历史的碎片化
扬·阿尔贝在其非自然叙事理论中将“非自然时间”定义为“逻辑上不可能存在于经验世界中的时间结构”[3],例如循环、停滞、倒退、多线并行等。这种时间结构突破了传统叙事中因果与线性顺序的框架,旨在表现极端经验、心理创伤、意识错乱等边缘状态。小说开篇即设定主人公马里处于一个模糊状态:他意识到自己已死,却无法回忆死亡原因。这种时间上的“知其果而不知其因”打破了传统的死亡逻辑。马里在阴界中的第一个月亮中不断遭遇过去生活的碎片式闪回,例如他在情人家中、在审讯室、在医院暗房中的种种回忆,但这些记忆片段之间缺乏清晰的逻辑连接,只能通过断裂的感官细节与象征性线索拼贴出一种“模糊的前因”。正如他所言:“记忆像被打碎的玻璃,每一片都割伤我,却拼不成完整的倒影。”[5]。更具非自然性的是小说的“并行时间”结构。马里在阴界遇见了不同时代死者的幽灵,包括1893年死于霍乱的女仆、1983年“黑七月”暴乱中的泰米尔青年、以及最近被谋杀的政治对手。这种跨时空的共存打破了时间的单一性,构建了一种“多时态的死者共同体”,形成一种“历史未愈合的合唱”。阿尔贝认为,“非自然叙事使不同时间层之间建立逻辑不连续却情感连贯的连接”[3],这一点在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此外,小说还大量使用“逆序时间”技巧。在第五个月亮之后,马里的叙事呈现出一种“向前推进的倒退”结构。他从记起死亡现场逐步倒回对同性恋身份的自我否认、对母亲的抗拒、对殖民教育体制的讽刺与挣扎。这种倒退结构使小说超越了单一事件的批判,转向对整个社会结构与身份构建的历史性反思。在非自然时间结构的推动下,《七个月亮》实现了对历史真相的一种“反线性”揭示。马里并非通过调查推动事件,而是通过记忆重组拼出死亡原因;读者也不是被告知“谁是凶手”,而是逐步认识到死亡背后的制度性逻辑。这种“倒序推进”的叙事设计,突破了传统侦探小说中的因果建构逻辑。
非自然时间在小说中不仅表现了主人公意识的扭曲与混乱,也意味着整个国家历史的破碎与非理性状态。斯里兰卡内战并非一场有清晰起止、敌我分明的战争,而是由殖民主义遗产、族群仇恨、宗教歧视与经济剥削交织而成的结构性暴力。正如马里的意识无法在死后理清“我为何死”,国家也无法通过传统线性历史观来解释“我们为何开战”。
2.非自然空间的代理性:制度暴力与记忆压制的形象建构
在小说中,空间的非自然构造也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扬·阿尔贝指出,非自然空间常常表现为“不合逻辑、不稳定或不可能存在的物理环境”,它们是“高度人工化的、情感或象征层面代理的空间”[3]。卡鲁纳蒂拉卡通过阴界四个代表性空间的设定——“签证处”“中间地带”“档案室”“光之国”——构建出一个高度制度化、管理化的死后世界,它们充当着叙事结构中的权力代理。
首先,“签证处”是死后世界的第一个场所,它融合了医院、警察局、移民署、宗教机构等多重现实空间意象,是典型的“官僚化死亡管理场所”。亡灵必须填写一份详尽的表格,包括种姓、宗教、语言、死因、是否已报案等信息。小说描写:“她拿着一张破碎的耳垂来登记身份,却被告知需要左耳的完整性作为判断依据[5]。” 这一荒诞而冷酷的制度规则,直接影射了现实中族群歧视、宗教排斥、官僚僵化等机制对生命的评估与甄别。其次,“中间地带”是主人公主要活动的空间,其表现出一种不断变幻、无稳定物理边界的空间特征。在这里,马里有时处于儿童时代的卧室,有时进入亲人的梦中,有时出现在过去的战场,有时附身于活人。这种“非逻辑性”的空间组织打破了现实中物理位置与时间进程的线性对应。
第三,“档案室”作为小说中最具隐喻意味的场所,是对国家暴力如何通过“控制信息”实现权力统治的象征。在第五个月亮中,马里潜入阴界“档案室”,试图寻找自己死亡的正式记录,却发现所有信息被“归类、打码、抹名”。小说写道:“他们不怕我们拍照,他们怕我们把照片送出去[5]。” 这里显然影射了斯里兰卡战后政府对内战资料、证词与图像的压制行为。最后,“光之国”是死后世界的终点,也是一种极度非自然化的“白色空间”。亡灵若想“升入光中”,必须“放下所有前生的怨念、愤怒、爱恋与记忆”。小说中“光之国”被描述为“光滑、干净、没有语言,没有影子也没有名字的地方”。这一设定极具讽刺意味:它代表了所有暴力权力想要的终极目标——让受害者遗忘,让真相消失,让控诉终止。
3.虚假救赎的拒绝与记忆伦理的重申
小说的高潮与情感转折点,集中体现在主人公马里对“光之国”的拒绝上。它构成了对“虚假和解”话语的质疑与拒绝,同时也是对记忆主体性与历史责任的一次明确宣言。在“非自然叙事”框架下,这一拒绝行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叛逆或滞留,而是建立在对制度性救赎机制本质识别之后的主动抵抗。
马里在经历七个月亮之后,本已具备通往“光之国”的所有条件——他找到死亡真相,回顾了自我历史,完成了与亲人的诀别,也“协助”了若干幽灵“升天”。然而,临近终点时,他却做出与众不同的选择:他不愿离去,而是主动选择留下,成为一名“助人者”,即协助新亡灵理解死后世界并找寻真相的引导者。他的这一行为本质上构成了对“遗忘性升华”的彻底否定。正如他在小说结尾所说:“如果一切都必须忘记,那活着和死去,又有何意义[5]?”
这一拒绝的行为在文学结构上完成了对传统“死亡救赎”模型的颠覆。在大多数文学作品中,死亡之旅的终点往往是“和解”与“释怀”,但卡鲁纳蒂拉卡却将主人公的救赎建立在“记忆负担的延续”之上。这种“逆向救赎”的逻辑与阿尔贝关于“非自然伦理”的主张高度一致。阿尔贝认为,非自然叙事的伦理立场在于“不允许用经验之外的调和逻辑掩盖经验本身的极端性质”[3]。也就是说,越是极端的经验,越不能用“宽恕”“升华”之类的传统道德话语加以消解,而应让其原貌在叙事中得到维持甚至强化。
在阴界中,马里视每一位亡灵为历史的发声者与见证人。这种行为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引渡者”角色,成为一种记忆与话语权的中介人。在国家层面,和解政策往往以“宽恕换稳定”的逻辑运行,而马里则明确拒绝将死亡真相折价为情感宽慰。他的抗拒并非出于怨恨,而是出于对真相不可替代性的坚持。他不是要复仇,而是要保存真相——即使是在死亡之后。
这一立场在文本末尾得到了伦理升华:马里获得了“安顿”。这种“站定”象征着他已完成自我定位,也象征着作者对“记忆伦理”的最终立场——在历史尚未澄清之前,遗忘不是通往光的路,承担才是。因此,马里的选择,不是对死亡的逃避,而是对历史与记忆的重新接纳。
4.结语
《马里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通过非自然时间与空间的建构,不仅打造出一个复杂且高度制度化的死后世界,更在死亡叙事与创伤记忆之间建起了一条通道,使得被历史边缘化的个体之死得以重现、诉说并被理解。在小说的世界中,死亡不是终点,而是通往“记忆政治”与“历史真相”的再阐释起点。
这部小说最终不仅是对斯里兰卡内战记忆政治的深刻回应,也是对更广义历史书写方式的挑战。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二战后的德国还是独裁后的阿根廷,关于“如何记住创伤”始终是文学、历史与政治的交汇点。《七个月亮》通过其非自然叙事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替代的叙事框架——它不讲求因果清晰、逻辑顺畅、情感疗愈,而是承认创伤的持续性、复杂性与反常性。它不急于调和矛盾,而是使矛盾本身成为叙事的资源。这正是《七个月亮》的叙事使命:不是慰藉我们,而是唤醒我们;不是抚平伤口,而是指出伤口还在流血;不是讲一个完成的故事,而是持续地讲一个尚未结束的故事。
这部小说既是一次文学实验,也是一场伦理承诺。它要求读者不仅“理解”死亡,更“承担”记忆;不仅追寻真相,更拒绝遗忘;不仅结束故事,更延续见证。在此意义上,卡鲁纳蒂拉卡借马里的声音,对每一个试图说出而不是沉默的灵魂,给予了文学的回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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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arunatilaka, Shehan. The Seven Moons of Maali Almeida. Sort of Book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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